刑事司法矛盾处理对策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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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司法矛盾处理对策及模式化解社会孑盾是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同时又是一把极其琐屑的“针线活”。刑事司法必须化解基本矛盾、防止次生矛盾。然而刑事司法如何化解基木矛盾？怎样防止次生矛盾？这是一个长期乂宏人的课题。党和司法各战线均从宏观上提出了指导性、针对性和实践性很强的思路及具体措施，不过，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实际的具体司法行为中如何有效实施和实现也甚为关键，木文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索。一、矛盾识别化解刑事案件中的孑盾，首先就必须対这些孑盾进行识别。识别孑盾的过程就是全面、深入认识和了解矛盾的过程，为选择化解方式和手段打基础。刑事司法机关与刑事司法人员应当从内容、性质、类型等各方面、全方位对

2、孑盾进行识别:是基本矛盾还是次生矛盾?是情感报应型孑盾还是经济弥补型矛盾？是实体矛盾还是程序矛盾？矛盾的纠结何在？产生矛盾最木源的原因是什么？矛盾当事人的性格、文化程度等个性特征？化解矛盾最有效、最关键的药方是什么?等等。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学教授托斯坦•埃克霍夫认为“对抗”、“异议”是两种类型的冲突。“利益对立”是“对抗”的最显著特征；“意见分歧”则是“异议”的最显著特征。所谓的“利益对立”指的是“A和B因双方皆就同一物主张权利而发生冲突。两人皆希與获得仅有一人能拥有的某物意味着其利益对立”；所谓“意见分歧”指的是诸如“A主张比B本人更了解B的真实利益”、“A坚持他从B处购得该

3、物并已为之付费，而B却对此予以反驳”此类的，关涉利益、权利、义务、罪行或者英他规范性因素的意见分歧。托斯坦•埃克霍夫教授关于“对抗”、“异议”的冲突类型可借于刑事诉讼中的矛盾类型以及识别的。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关于有无伤害、盗窃、诈骗等事实上的矛盾，属于对抗型矛盾，关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就行为是否是伤害、盗窃、诈骗等规范因素上的矛盾，属于分歧型矛盾。一般而言，基木矛盾、实体矛盾多为利益对立的对抗性矛盾，次生矛盾、程序矛盾多为意见分歧的异议型矛盾。对于对抗性矛盾的化解，一般只能通过实质公正的刑事司法决定予以解决，而异议型孑盾则可以加强决定公信力、增强说理等方式化解。二、方

4、案选择司法化解矛盾的基本方式有两种：强制与合意。所谓强制是指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通过司法机关依法作出裁决，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矛盾解决方式。所谓合意，是指形式上虽然经过司法机关，但实质上主要是通过调解、对话、协商一致所进行的矛盾化解方式。我国刑事司法的国家主义、职权主义属性，耍求法律不允许“打折扣”、不允许“讨价还价”，技术上也关闭了辩诉交易、被害人撤诉等利于合意的管道，所以，我国刑事司法化解社会矛盾主要方式大多是强制，少有合意。尽管如此，我国刑事司法中还是留有些合意的空间，并且伴随刑事政策需要呈扩大的趋势，比如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额，量刑建议等。刑事司法化解矛盾大致有三种模式：决定强制

5、；说理心服；对话合意。其中决定强制是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最常态、最普遍、最便宜、最愿意采取的矛盾化解模式，不过，决定强制模式与其说是化解矛盾,不如说是平息孑盾，因为强行压制与被迫接受是此模式的有效性的同时也是其不稳定性原罪。一纸判决下的“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犹如如来佛压制石猴子的五指山，崩塌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判决强制执行模式在西方审判屮泄纷止争的作用和效果却很好。“具有西欧传统的审判制度，以大陆法系为例：判决一经确定，法院自身就不能任意改变，且对诉后具有约朿力，再审必须满足严格的形式要件，内容有误等实体问题一般不被列为再审要件。而在中国司法制度中，即使我们于制度构建上力求吸取西方

6、法制的诸多积极因素，实体问题看的'有错不纠'仍难以被视为理所当然。”日本学者高见泽磨将说理1服模式总结提炼为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纠纷的解决，可以说是山通过说理来解决纠纷的第三者（说理者）和被说理从而心中服气的当事人（心服者）一起上演的一出社会戏剧（以后，我们将此称为'说理———心服说理11、服模式其实与决定强制模式一样，都是由司法职权主导的化解矛盾的模式，不同的只是过程屮强制力成分的大与小、多与少，当事人对司法决定结论是不情愿接受还是诚心认同。所以高见泽磨继续解释道“这种解决纠纷的方法，并不能完全以说理者的能力和道德威望、心服者具有顺从的资质为前提这样一种儒家思想來说明，而是由

7、于应该成为说理者的人因缺乏解决纠纷的必要的资质，所以为了使当事人接受，从而不得不摸索解决对策的一种结果。”说理心服模式与对话合意模式也有相同之处，二者均以对话为手段。“程序的展开更多表现为法官对当事人居高临下的说服劝导以致威吓，实质上也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讨价还价的交涉过程三种模式中，对话合意模式是最柔性、最彻底的孑盾化解机制。这种模式强制性很少，乂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保证当事人的参与性，这些都使得对话合意模式下化解的孑盾具有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