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一案的补充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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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思鲁律师辩护词专辑主办：王思鲁律师张某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一案的补充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张某、张某某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一案经过两次庭审，辩方对本案的证据发表了详尽的质证意见，也与控方就本案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辩论。但是控方始终避实就虚，试图转移法庭对本案鉴定意见这些关键证据的关注而将焦点放在证人证言上。为此，本辩护人特向诸位提交本补充辩护词，向法庭再次强调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有效的鉴定意见对生产、销售假药案定罪量刑的必要性；第二，控方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对某公司生产、销售假药的指控；第三，裁判张某、张某某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将摧毁变应原试剂行业，影响社会稳定。   一、

2、 有效的鉴定意见对该起生产、销售假药案的必要性最高院之所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并在其中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案件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犯罪案件，均需有‘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和‘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原因在于认定药品属性以及假药的危害所涉及的是医药领域的专业性问题，而不是根据生活常识便可得出判断结论的事实性问题。一般情况下，控、辩、审三方均不是医药领域的专业人士，更不是变态反应性疾病领域的专家。正如本案，无论控方在庭上多么巧舌如簧地试图说明涉案产

3、品中含有可以引起人体过敏反应的“变应原成分”，但是公诉人明显连变态反应性疾病的病理、涉案产品主要成分多聚赖氨酸的性状和功能均不了解，在庭上抛开了鉴定意见而试图仅凭其所谓的“常识”入罪，无疑是滑天下之大稽，止增笑耳。而辩方即使手握真相，从事实、证据和法律的角度据理力争，也因缺少相关专业权威性，而难以得到法官的信任。因此，独立权威且有资质条件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便成为此类案件不可或缺的证据，而刑诉法允许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发表意见则是为了让鉴定意见具备可信性，使欠缺专门知识的法官不必刻意去了解专门性问题的论证过程，可在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下对涉案的专门性问题得到可直接用以定

4、案的“结论”。回归到本案，控方结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及《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认为只要符合《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的八种情况即属于刑法所定义的假药，进而认为涉案产品属于《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二项所列之情形“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因此“不需要鉴定意见，只要严格执法便可认定涉案产品为假药”。然而，控方要么错误理解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要么就是刻意隐瞒该款的真实含义。因为《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而第三款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所以凭第三款认定涉案产品属于假药

5、首先要认定该产品是药品，否则不能套用第三款所列之情形。控方一方面用第二款第二项“绝对假药”来强调“以牛奶当药卖”就是假药，一方面又用第三款第二项“相对假药”来认定已经被批准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涉案产品可抛开鉴定意见而直接认定为“必须批准、检验而未经批准、检验即生产、销售的”假药，明显就是逻辑错误，莫名其妙。反观本案，相信诸位通过庭审活动以及我们书面提交的详细质证意见已经清楚控方提交的所谓鉴定意见在内容上、形式上是多么的荒谬，根本无法作为定案的依据。辩护人在此有必要再次强调这些鉴定意见的“致命伤”：一是由不具有专业资质和条件的行政机关出具鉴定意见不仅缺少鉴定资质和条件、违背了鉴定人负责制，而

6、且这些行政机关还是行政纠纷的当事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可信性；二是鉴定意见的不具备法定的形式要件，检验过程和结论不科学且没有可适用性。总而言之，控方虽然出具了多份所谓的鉴定意见，声势浩大，似乎足以认定涉案产品是假药，但事实上这些鉴定意见无论从内容上、形式上均属无效，只是控方利用常人缺少医药专业知识而试图混淆视听、蒙骗法庭的把戏；另一方面，控方知道自己在鉴定意见上的硬伤，所以在庭审时刻意绕开鉴定意见而把战场设在证人证言，试图仅靠证人证言来证明涉案产品是假药，但凡涉及产品功能、成分等内容则言必称“常识常理”，只要辩方提到鉴定意见、电子资料等证据无证明效力便声称“仅供法庭参考”。

7、控方在法庭的上述行为明显是一种无赖行径，试图穷尽一切手段、利用非法证据影响法庭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强行入罪，违背了司法者对公正的追求，丧失了司法者对程序正义的信仰！   二、 控方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对某公司生产、销售假药的指控根据控方的起诉书而得的入罪思路已经在辩护词中加以详细剖析，而庭审过程中控方的公诉意见也与之如出一辙，并无二致。因此辩护人根据庭审情况再次强调控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对某公司生产、销售假药的指控。首先，没有证据证明某公司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