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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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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财政分权、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摘要: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县(市)级政府承担着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责任,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地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有重要影响;而农村劳动力跨区域的选择性转移使得地方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具有强烈的外部性。运用2007年一2013年河南省108个县(市)样本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财政分权、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省以下财政分权显著减少了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转出规模越大,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
2、支出越低。关键词:地方财政分权;选择性转移;农村基础教育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3-0093-08中图分类号:F304.4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经典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具有信息优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满足地方居民的公共物品偏好,能够更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增加诸如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地方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Tiebout,1956)[1]o然而,从中国的分权实践上看,尽管中国式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加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财政竞争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Li,Zhou,2005)[2],更被认为
3、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制度安排(Qian,Weingast,1996[3];Lin,Liu,2000[4];周业安,章泉,2008[5];张军等,2007⑹)。但是,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公共支出结构的系统性扭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投入那些能够在短期内促进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物品,而对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等保障性公共服务的投入则缺乏动力(乔宝云等,2005[7];傅勇,张晏,2007[8];张军,2007[9]),导致基础教育供给水平较低,质量下降,
4、地区差距严重(罗伟卿,2009[10];林江等,2011[11])o本质而言,基础设施等“硬”性公共物品在资源属性上具有极强的地理上的“锁定”效应,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带来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Keen,Marchand,1997)[12],外部性特征并不明显;而以基础教育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被附加在劳动力个体身上,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而流失,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毫无疑问,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发达地区广泛而持久地转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特征日益
5、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农村劳动力逐渐脫离农村和农业。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进行了调整,财权上收,事权下沉。因此,要理解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扭曲背后的原因,除了继续以中国式分权为视角,还必须考虑到由于劳动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所引致的地方政府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的外部性。有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每年它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着选择性转移,是考察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影响的一个很好的样本省份;另一方面因为河南省是地方分权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是研究省以下分权的一个很好
6、样本。从目前已有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对各省级政府的分权,较少关注省以下分权,而对县(市)级政府行为的研究则更为缺乏(张光,2009)[13]o事实上,在现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最终责任主体落在县级政府身上,显然省以下财政分权势必会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从理论上讲,更符合财政分权理论假设的是在?h(市)级微观层面考察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从实证上看,使用县(市)级微观数据可以克服省级宏观数据的平均效应,同时也由于样本量的大大增加,可
7、以获得更为稳健和可靠的计量结果,从而更具有说服力。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梳理现有文献,进行逻辑推演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采用县(市)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就模型、指标和数据的相关细节进行讨论;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最后是结论和政策探讨。二、基本逻辑和研究假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奇迹被认为主要来源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的增长可以从政府治理上做出解释。中国式分权的治理体制以财政支出的高度分权、财政收入的高度集权与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为核心,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加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财政竞争提供
8、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但同时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中国式分权体制导致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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