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奇迹”的动力来自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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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洋-“中国奇迹”的动力来自体制创新姚洋：“中国奇迹”的动力来自体制创新本期客座总编辑：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一位宏观经济、制度创新领域的引航者，一位秉持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经济学家，一位直言不讳自己为“中左”政治倾向的经济学者……近日，姚洋对从“泛利性政府”过渡到“中性政府”的相关言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不少争议。那么，姚洋究竟怎样解释“屮性政府”的概念？他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改革奇迹的？检察风云：您怎样评价中国经济改革30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姚洋：我认为中国过去30年大部分时间做得相当好。自19

2、78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每年增长9%以上。在世界范围内，一个人口大国能够维持如此长期的高速增长，绝无仅有，被称为“中国奇迹”当不过分。一句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体制变革的新动力。与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的“振荡疗法”不同的是，中国的体制转型变革几乎都是“自下而上”的，先在少数地方试行，成功之后，在全国推广。如果说有不足，我觉得应该分阶段来看。这30年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头十年是理论准备期，198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1990年代是改革期，重要的改革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进入第三个十年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回过头来把社保重新捡起来，开始注

3、重一些民生问题。而当我们进入下一个十年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觉得要做的就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耍更多地关注民生。如果到2022年，政府能基本退出经济领域，集中力量搞民生，那中国跳出“屮等收入陷阱”基本上就有希望了。检察风云：近來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那么，中国目前究竟存不存在这种危险，未來中国式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姚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吋，因快速发展过程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导致经济回落或停滞。我认为，中国还没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收入分配不均确实是潜在威胁。导致“陷阱”有两个重要原因

4、，一是技术进步跟不上。在这方面，“十二五”规划出台以来，我国政府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很大。预计到“十二五”期末，研发投入将占GDP的2%以上。所以技术这方面我们肯定不会落入陷阱。但是收入分配却越来越不平均，这一点可能会成为“陷阱”的潜在威胁。检察风云：在《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一书中您提到，中国奇迹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个中性政府。那么，什么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在什么条件下实现的？姚洋：所谓中性政府，就是不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利益，也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挟持的政府。所谓中性，指的是相对于社会集团之间利益争夺的中性，即政府不在社会集团利益争斗中采纳任何立场，不倾向于任何一方。但

5、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相对于整个社会持中性的态度，相反，政府可以有强烈的利益诉求，而且，也不排除政府对社会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我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这种状态提出的“中性政府”概念。之所以认为中国奇迹的关键是中国有一个中性政府，是因为中国已经通过革命建立了相对比较平等的社会。但中性政府是政府和对于社会集团Z间的争斗而言的，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但由于这种利益不受社会集团左右，所以经常和全社会的利益挂钩，产生一致性，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从中国经济改革走过的30年历程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是一个屮性政府。一方面，改革是国家放权于民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精英的革命；另一方面，改革也没

6、有迁就部分民众的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主要以国家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回顾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但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看似歧视性的政策，是因为它并不特别地照顾任何群体的利益，这样才可能放开手脚采取有偏的经济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利益集团，如果这些利益集团比较平均，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比较容易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其实不光是中国，在韩国、H本、新加坡，这些东亚经济体的社会结构其实基本上都比较平均，没有某个强势的主导阶级足以主导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容易形成一个屮性政府。检察风云

7、：“结构失衡”是近来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对此您怎么看？姚洋：进入21世纪Z后，传统的改革议程基本完成，如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等，中国经济增长趋于常规化。如同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中国增长的动力主要來自于外延扩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出口的增长。但是这种外延增长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以及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及其低效利用，这些问题的产生和中国的人口结构及城乡关系有关，但是体制的弊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其起到了放大作用。首先，结构失衡和中国国情有关。我国当前国情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