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的“利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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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制的“利己主义”超越体制的“利己主义”，消除其屮的一些破坏性因素，已经很迫切。出什么事都说是“体制问题”，固然有些简单化，但今天再也无法低估“体制”中的某些破坏性因素对建构一个秩序良好的公平社会的杀伤力。“既得利益集团”是寄生于体制下的，这是常识。在北京，针对大学生的招聘最近出现这种现象：一•份起薪6000元的工作，与起薪不足3000元但解决北京市户口的工作，可以打个平手。在户籍制度对权利、福利的不平等分配下，一个户口可以等同于市场上每月3000元的报酬。当体制的因素参与到市场选择时，市场的吸引力要打3000元的折扣。屮国的“就业难”和“

2、招工难”早就并存了多年。这一结构性怪象正是市场被体制挤压的折射。做公务员，进入具有“半体制”色彩的垄断国企，是无数人职业选择的蚀骨渴望。民企则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很多中小工厂甚至很难招到人。体制，在这个充满风险的时代已然是一种招魂机制,是安全感的一个母体。相应地，屮国被导入这个方向：不创造财富，或依靠权力背景攫取利润的部门具有超强的利益回报能力，而创造财富的部门则在风险、成木和回报上极不对称。30多年的市场化Z路陷入重新给体制造魅的尴尬局面。在国民福利的分配上，体制维持着对“自己人”的特殊照顾。无论是在医疗、养老还是在其它的一些福利上，不公平

3、都非常明显。体制内外的身份差别，制造了“我们——他们”的社会裂痕。体制还可以给“自己人”提供庇护。陕西一贫困县的县委书记，配备一辆超百万豪车，遭屮纪委点名批评。按照屮国的反腐经验，以及“民主政治”的运作原理，其实这大有深意。但他没有什么事，“挪窝”去市里的卫生局当局长，就是对上级和公众的“交待”。不仅如此。体制中的某些权力运作也陷入了一种“自我拆台”。比如“维稳”，其挖墙角的功能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强化。非常大的成本投入，在某些地方，被异化为替一些官员的腐败滥权所引发的政治社会后果埋单。放眼看去，“中国模式”近年来一直被认为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4、。而这一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体制”对于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具有极大的控制能力。确实如此。体制对资源的调动、整合，看上去是有效率的。但对市场的破坏，对环境的破坏，对公民权利生态的破坏，这些巨大的“社会成木”被忽略、屏蔽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控制了那么多资源的体制，在分配的时候，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色彩：“自己人”总是得到最多或最优先得到。它正是中国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市场创富空间收窄、政治认同遭到侵蚀的一个深层背景，同时，也使得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极为艰难，因为那意味着不仅耍触动“既得利益集I才I”的利益，而且要触动体制自身。法国总统奥朗德在H

5、前访华时，曾表示“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而口政府也明白需要大力扩大内需，并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显然，谁都能看明口：纠止既往不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尤其体制的分配，已然是中国的继续改革，以及政府在提岀各种美好H标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现在非常大的考验。在今天的世界上，除非是索马里这类就像是处于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的国家，否则，政府、体制，一定会参与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一方面，制度和政策，对于资源在“市场”中的分配具有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抽税，提供公共产品，提供社会保障。但当体制参与对资源的分配时，也分两种情

6、况。一种是：政府更多是中立的，体制对资源的分配，主要是各社会阶层在民主程序上充分博弈的结果，因此相对公平，同时，也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來防止政府在分配时偏向“自己人”。另一种则是：政府在分配资源时，自己就是一个利益主体，而且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是按和体制的亲疏远近来分的。这种情况下，体制的分配，无论是对于政治文明，对于市场，还是对于社会公平，都会形成一些破坏性因素。最经常的表现是：在制定制度、政策时，如果一项制度、政策不利于体制内的分利者，几乎很难制定出来，经过官僚机构内部的多次“协调”也无济于事。而即使制泄出来，只要制度或政策确实是不利于

7、体制内的分利者或和体制有姻亲关系的利益集【才I,耍操作也非常困难。而相反的情况是，只要一项制度或政策有利于体制内的分利者，出台就非常之快，几无任何“障碍”。按照这种分配模式，体制实际上是在通过対“体制外”的各利益群体的排斥，逐渐剥离制定制度、政策是为了实现“公共福祉”的功能。背后的“公共权力”，英“公共”属性也大大降低。而当权力的公共属性遭遇质疑，官民矛盾、社会裂痕势必加深。超越体制的“利己主义”，消除其中的一些破坏性因素，已经很迫切。（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