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阳明学研究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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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来日本“阳明学”研究的回溯与新趋势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马渊昌也前言：二战后到80年代日本学术界拥有的优势20世纪50年代以后，韩国处在混乱之中，中国处在新国家的探索之中，相对来讲，日本社会已进入到比较稳定的阶段，而且日本国在新宪法之保护下，学术界没有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因此日本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日益发展，日本学者对中国阳明学的研究也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局面。日本学者对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本身和协助军国主义的一些知识界潮流的危害性有很深刻的反思。一、80年代以前的研究-共同的问题意识“近代性（日）”Modernity（英

2、）、现代化？现代精神？（中）。丸山真男（日本战后最著名的政治学家、思想史家）曾经认为，在日本出现军国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近代型个人”自觉成长的不足。对二战后的知识分子来说，怎样建构“近代型”自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島田虔次『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1947）等岛田指出：明代中国出现类似西方近代式个人的观念之发展与挫折。王阳明的良知-承认个人有独立思考判断的权能。泰州学派的大丈夫-大大增长个人的全能感、责任感以及实行力。李贽的童心-根据个人判断力对社会常识加以彻底批判。岛田认为：以科举为其存有基础的士大夫（

3、没有国家就不能维持自己存有的寄生性的社会阶层）社会里，只能出现畸形的个人意识，不能像西方那么十分开展，因此清朝以后这个“萌芽”被士大夫主流人士压死了，到清朝末年才得到其继承者。个人与社会-两分法和历史发展岛田认为，“近代式”个人面对社会可以保持他的独立性、自律性，会向社会发出他个人的与众不同的看法。这个类型的人只能在“近代”阶段的社会里出现。岛田的终极意图：要推翻二战以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停滞论，证实中国也有与西方国家同样的历史发展。（中国停滞论曾经无意识地给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正当化侵略的理论基础-中国不能

4、自己开始历史发展，日本有叫醒中国的责任。）荒木見悟『仏教と儒教』（1972）『明代思想研究』（1972）荒木研究的特色：思辨性很强，覆盖面很广，分析的结果很准确。发表者认为，荒木的研究是日本阳明学研究的最高峰。荒木后来也有很多著述，但是基本视角一直不变本来性与现实性荒木认为：唐宋元明时期的佛学与儒学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说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赋有纯善的本性（本来性），但是因为各种先天性或后天性的因素，现实的形态上面不能全面发挥其本有的纯善本性，显现出各种逸出的表现，也不免夹杂恶的表现（现实性）。荒木视野中的当时思想家的

5、课题（一）如何掌握本来性和现实性的关系或距离（二）探索从现实状态（善恶交杂）回归到本有状态（纯善）之路（功夫论，“修养论”）荒木在《佛教与儒教》里面提出：华严宗（法藏、李通玄、澄观）、禅宗和阳明学-在现实性当中看出本来性。或者说本来性与现实性的关系设定得非常紧密。他们认为，虽然本人没有觉悟，但是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意识当中，这本来性仍在完善地运作。回归到本来性的道路各家设定的各种各样，但是都很简捷，偏重于“顿悟”。宗密、朱子学-现实性里面能看到的本来性表现是非常有限，或者说本来性与现实性设定得相当远。他们认为，一般人的日常

6、生活意识当中本来性的表现发出来的相当少。虽然本来性本身在心里面没有受到污损，但是因为各种因素（习气、气质、人欲），它不能把自己直接发挥到心的表面上来，因此现实性里面不善的表现有很多。回归到本来性的道路不能不艰苦一点，偏重于“渐修”。（宗密是禅宗-华严系统的学者，他主张的是顿悟渐修，朱学的立场是纯粹的渐修。）王畿（龙溪，王阳明高足弟子）与朱熹的立场作为两个极点，其他思想家放在这两家中间衡量他的位置。荒木在《明代思想史研究》和以后的著作里面全面运用这个框架，分析了好多宋明时期的大小学者，包括明清时期的僧人，其论述每篇都有非常

7、强的说服力。因此，发表者认为，是近代日本研究宋明时期思想的最高峰学者，海外学者也需要注意。（他的著作有几种已经翻译成中文，请各位参看。）但是也有很严重的问题。（一）他运用自己的框架运用得比较死，所以不符合这个架的思想家就不能做充分的分析（如戴震等考据学家）。（二）历史意识很薄弱。因此为什么明代后期新兴起了阳明学等含有历史性的问题他不能回答。有趣的是，荒木本人最欣赏的思想家是王畿这一件事。王畿的良知现成论要求所有的人相信自己良知的完善性，舍弃人为，随从良知的指示。荒木认为这是非常严肃的绝对自律论，其价值非常高。与此相反，他

8、对朱子学的评估不高，因为朱子学他律性太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荒木的潜意识里面主导他思考方向的问题意识还是“近代型个人”这个课题。表面上看来，与岛田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荒木先生的研究也其实受到同样的时代影响。山下龍二『陽明学の研究　成立編』『陽明学の研究　展開編』（1971）等山下要反驳岛田的看法，提出了宗教性的论点，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