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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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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晋文学概要一、门阀制度;二、东晋玄风盛行,玄言诗;三、东晋士人的山水怡情,山水诗的萌芽,王羲之《兰亭集序》。参考书目: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中华书局2003年。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载于《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中原战乱,北方士族纷纷南下。公元317年,镇守建业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史称东晋。司马睿建国,完全依赖北方南下的大士族和当地士族的支持,门阀势力更为强大,对于皇权的独立性更
2、为明显。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士族与皇室共享的。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基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从汉代以来,日益形成了许多世代官宦的豪门大族,他们的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权力。经过汉末大乱,这些豪门大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庄园、私人武装和大量的依附农民,使任何统治者都不敢轻视。士族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特权,又通过婚姻相互联结。门阀制度的存在,加强了士族的地位和独立性。政权有兴替,朝代有更迭。但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地位很少受到影
3、响。他们在客观上也给这个动乱的时代带来某种稳定因素。但在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皇权的主要依靠是士族,但也常常采用各种方法来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包括任用庶族人士。庶族在政治上出路很难,但并非亳无机会(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室,都出自寒门)。他们对士族控制政治权力的现象,常提出强烈的抗议。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二、就时间而言,东晋(317—420)比西晋(265—317)长一倍。然而
4、文学领域状况,则繁荣程度显然不逮西晋。从量方面来看,作家及作品都较少。今存东晋诗文,总量比西晋少。就重要作家而言,东晋除陶渊明外,在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诗文作家,为数甚少,与西晋拥有的潘岳、陆机、左思、刘琨等大批名声显赫的重要作家相形见绌。三、东晋文学不盛的原因较多。东晋玄风盛行是主要原因之一。东晋士大夫崇尚玄学,标榜旷达,谈玄风气很盛,许多文士热衷谈玄,常“达旦微言”,为此怠于政事,疏于几案。玄学在鼓励文士追求旷达闲适的精神境界同时,也使他们与现实生活发生疏离,以至遗落世事,不婴俗务,导致社会责任感的普遍减弱。同时,玄学也使文士在人生态
5、度上趋向淡漠,泯灭人生应有的热情。由于缺少社会责任感与人生热情,所以沉溺于玄学者大多缺乏文学创作的激情。这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一极大不利因素。由于玄学的影响,首先东晋士人多表现自我精神的体验,其题材往往与社会政治时事等无关,呈现一种普遍的内向性格。其次,东晋文学形成了大量“玄言诗”。玄言诗“平典似道德论”,缺乏文学的基本特征——形象性和抒情性。再次,因创作态度平谈,作品在词采方面,呈现质木无文面貌,与西晋的尚丽文风相比,有尚质的倾向,此种倾向也正与道家重质轻文的主张相合。四、西晋的玄学清谈十分盛行。西晋灭亡的原因甚多,士人遭受了亡国破
6、家的惨痛,对此原因进行了反思。《世说新语·言语》: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余嘉锡说:“然则叔宝南行,纯出于不得已。明知此后转徙流亡,未必有生还之日。观其与兄临诀之语,无异生人作死别矣,当将欲渡江之时,以北人初履南士,家国之忧,身世之感,千头万绪,纷至沓来,故曰不觉百端交集,非复寻常逝水之叹而已。”卫玠于(310)渡江南下。《世说新语·言语》P.498清谈是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王衍是西晋清谈名士中的领袖人物,他最终为石勒所杀。临死前他说:“呜呼,我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
7、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世说新语》(桓公入洛)刘琨《答卢谌》诗序中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国破家亡,亲友凋残。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刘琨与王衍,是在生之穷途中,带着血泪,对于过去的反省;而卫玠、周侯,只是一种处境变化引起的感伤。刘琨和王衍,在反省中都彻底否定了玄风,而卫与周,却并没有丝毫要否定玄风的意思,因为他们还没有到了生死关头,他们面对的只是环境的变化。事实上,他们把玄风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生活情趣都到江
8、左来了。南渡之后,玄学清谈仍十分盛行。如果我们记起刘琨和王衍的沉痛话语,便会想到,西晋名士在南渡之后,理应振作起来,在国破家亡之际,从实务而去虚诞,在心态上应该有一个较大的转变才是。但是他们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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