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从大包干到输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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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6年05月09　　张五常　　让我再从中国经改的第一阶段(一九八○至一九九二)说起吧。　　一九七九年到广州探访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姊姊，她和姊夫都是医生，解放前起在政府机构工作，深知国家的情况。弟弟既然是制度专家，他们当然有问必答，言无不尽，只几天我学得很多。一天晚上，姊夫走尽后门，安排了一个国家级的地方晚宴。邀请的贵宾中有我后来称为立叔的梁尚立。难以忘怀是宴后没有人收钱——国家职工都下班走了。这是今天没有学好的一些经济学者还支持的国企的本质吧。　　从那时到一九八一动笔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我想的是怎样从一个以等级

2、界定权利的体制改革为一个以资产界定权利的体制。当时身在美国，虽然听到有“承包”这回事，却没有想到那是后来改革产权的关键信道。我的意识是中国不能再来一次流血革命，而历史的经验，以宪政或法例改革产权结构，只能轻微修改，革命性地以法例改革，历史没有出现过。日本明治维新的史实我清楚，那只是把私有土地加上转让权，而明治之前的土地转让已经在灰色市场出现了。一九八二回港工作，知道国内的农地承包开始盛行，我意识到承包合约是中国产权改革的命脉。有前车可鉴：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类似的通过合约安排改革土地产权有成功的先例，虽然演变缓慢，用了两百年。　　看官须知

3、，当时的欧洲，或古代的中国，“租”与“税”是同义的字。郡主收租是承包制，而如果郡主施政，提供保安及公共服务等，成为政府，收的租就称为税，而有一段长时期租与税是分不开来的。中国在**政制下，产品上缴然后下拨，税就谈不上；承包是“留成”之后上缴，我就推断税制会出现，想不到来得那么复杂。今天简化了不少，还是太复杂。至于中国能在几年间差不多走完了欧洲中世纪走过的路，我意想不到，但不觉得奇怪。当时农业承包似火燎原，大家有利可图，加上政府鼓励，不快才奇怪。　　感谢蔡俊华。他把多年搜集的农业承包历史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写好了《从“大锅

4、饭”到“大包干”》(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从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写到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到包产到组、到户、到劳，以至一九八三盛行的大包干。不容易找到更为层次分明的农业改革发展，而经济理论又可以大展拳脚的。　　一九八三兴起的大包干的“干”，是指三项征收。一是公粮(农业税，不久前法定取消)；二是公余粮(价管下政府征购农产品，取消价管后不存在)；三是集体提留(福利金与公积金——后来改了称呼——据说不久前跟着税一起取消，引起不少问题)。大包干是开始稳定下来的承包制，而如果承包合约的年期够长，加上可以转包，土地的使用权与包“干”之后的收入享受权能到

5、“户”，土地作为资产就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推到尽，承包合约是一张地契，转包是土地买卖，年期够长与私有土地是没有分别的。　　大包干是通过承包合约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在农业推行得顺利，因为：一、土地的划分容易界定；二、土地既不会贬值，也不会遗失；三、从干部等级界定权利转向土地资产界定权利时，昔日的生产队长或农村等级较高的干部，一般能承包较大的土地面积。从高斯定律的角度看，明智的做法是界定了土地资产权利再作打算。后来转包导致土地再分配，而地区政府征用土地往往引起纠纷，这情况到今天还没有处理得好。　　提到高斯，炎黄子孙要感

6、谢这个人。私有产权是“私”字当头，北京不容易接受(就是今天他们以“民”为“私”)。但清楚的资产权利界定北京却接受了。其实以资产界定权利就是私产，只是在高斯之前没有谁说得清楚。见北京不反对权利界定，我就不断地以高斯之见下笔推销。　　一九六八年作合约研究时，我指出在高斯定义下的私产要有清楚界定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由转让权。所有权(ownershipright)是不需要的。当年英国的私人土地是没有私人所有权的。这一点，我曾经读过两巨册英国法律史，再跟艾智仁及高斯研讨过。肯定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见到北京要维护土地国有的社会主义形象，一九

7、八五年我建议把两权分离：所有权为国有，使用权为私有。于今回顾，那是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两权分离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五年前在北京遇到一位党校院长，他记得一九八六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讲话，提出两权分离，在座很少人相信行得通，而跟着上头通告不要相信我说的。　　跑到首钢的宿舍住了几天，是为了研究工业承包。说有兴趣调查，香港新华社立刻同意提供任何资料，有问必答，而使我难以下台的是查济民生先寄给港大一张支票，作为研究经费。其实当时港大的经费不紧张，但查先生出了手，我不能临阵退缩。结果是写了结集为《再论中国》的文章，但工业承包的研究不足以独立成书。　　是非常

8、头痛的调查。我要求的工业承包合约，只几天就送到，无从入手是因为内容频频转换，只几个月就面目全非。当时的中国是转变得太快了。我跑福州，跑北京，跑杭州，跑温州，走马看花，花多眼乱。变得太快当然难以捉摸，但一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