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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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五常：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一)】作者：张五常以理论解释现象或行为，我不怕湛深，却怕复杂，非常怕。湛深的理论，不管深到哪里，只要逻辑对，总有办法说得够浅白。事实上，自己的经验，不能浅化的深理论，一定错。复杂是另一回事。处理复杂问题是要简化的。简化要用假设来减少或删除，但哪些要删减，哪些要保留，不仅头痛，而一旦选错了，整个分析加不起来。经济思想史上，天才最高应是19世纪初期的李嘉图。此君处理的经济模式庞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复杂之极。李氏的简化本领令人拜服。可惜的是，今天不少学者认为，除了比较优势定律，李嘉图没有对过一处-

2、--我可不这样看，认为他的租值差别(differentialrent)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是对而重要的。像李嘉图那样数世纪一见的天才，处理复杂模式，大手简化也频频闯祸，后之来者学前辈搞简化，容易不自量力了。某些问题，某些现象，世界真的可以很复杂。与湛深不同，复杂得近于无从处理的可能对。爱因斯坦曾经认为上苍造宇宙不可能造得那么复杂，不信邪，以致自己后期的思维弄错了。我崇尚古典经济学派，认为马歇尔的传统非常好。很不幸，这学派落笔打三更，为了简化世界，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更头痛，这传统的理论好些时含意的，是交易费用不可能是零！后

3、者可见于垄断价格的厘定，机构或组织的分析，甚至市场的存在。高斯37年发表《公司的本质》，大声疾呼，指出公司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然而，30多年石沉大海，要到69年我发表《合约安排的选择》，直说是走高斯的公司路向，该文才受到注意。这注意高斯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只是多被提及，影响力半点也没有。是的，自72年起，公司的发展走上了卸责(shirking)的路，再跟就是博弈分析了。我知道自己掌握问题的重心，69年起开始调查件工合约，但要到83年才以所得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虽云一士谔谔，但到今天该文还是站在那里，分毫不动。84年戴维德读

4、该文后，说公司是画上句号了。然而，跟而来的公司分析还是漠视交易费用，不管合约安排。我没有跟进。说新古典伟大，因为这学派提供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可用的分析架构。马歇尔之后，这学派的发展带来两项重要的贡献。其一是需求定律搞出了变化，有了深入而又严谨的阐释。其2是成本的概念变得融会贯通，没有沙石，尤其是租值可以作为成本看，而盈利则成为风落所得，是无主孤魂。7年前动笔写《经济解释》时，我是本新古典的架构基础，大幅修改，替需求定律再加补充(尤其是对量的阐释)6，至于成本那方面，概念我尊重，贡献是解决了生产成本的困难，尤其是以租值阐释上头成本，

5、把不是成本的历史成本改为非历史的随时可变的成本。上述可见，择其善者而改进，新古典学派了不起。正如佛利民说的，马歇尔的传统有经济内容。这传统的主要缺失，是交易费用的处理若有若无，一般没有提及，其解释力不能不大打折扣。有些现象，漠视交易费用还可以适当地处理，但另一些就不成了。脱离了农业经济，发展到工商业那方面去，交易费用起码是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说这些费用极其重要不会有多人反对。然而，需要强调的---过后再有解释---是漠视了交易费用我们无从解释任何合约或制度上的安排，经济学的缺环也由此而起。6、70年代无疑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6、之前之后没有那么好过。当时英雄云集，几项话题搞得风生水起，而交易费用的研究终于开了头，吵得热闹，是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前身了。60年代后期，关注这后者的人事有点变动。戴维德退了休，从芝加哥搬到加州，高斯与史德拉留在芝大，德姆塞茨转到洛杉矶加大，而69年我从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大去。在华大，我对交易费用与合约安排的研究引起了巴赛尔、诺斯与几位优质研究生的兴趣，组合起来成为后来有人称为华盛顿学派的。无不散之筵席，82年我转到港大，跟进中国，与旧师友分道扬镳。想不到，1/4个世纪过去，经济学上的思维我变得如陌路人。不一定不好。走在一起的

7、互相研讨是一种学问程序，离群之马是另一种，可有奇效，而我是惯于独自思考的。离开华大前一年，为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册子，用上自己83年提出的广义交易费用观，在理论那一章我写下这段文字：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市场与有运作无瑕的市场的存在，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消费者的意欲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显示出来，拍卖人和监管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他生产要素，不费分毫，会完全依照消费者的意欲生产。至于工人(也是消费者)的收入，则可由一

8、个仲裁者免费地按工人的边际产出、资源的租值等分配，以有经济效率的准则，作出决定。这样推出来的结论，是没有市场---没有价格---也同样可以达到高斯提出的市场运作无瑕的结局。6这段话，阿罗与高斯是同意的。然而，当年大家忽略了其重要性。如果当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