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香料与中古中国社会建构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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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来香料与中古中国社会建构的互动陈超07305037香料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曾经对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体系的建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的发现和使用对于中东及南亚文化又有着其原生而独特的意义。而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香料的身影恰如一股幽香。虽然若隐若现，却对历史的建构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楚有君子，蕙质兰香——我国原生的香料传统。历史上，著名的香料品种都产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其机制尚不明确。我国的中原地区处于温带，故而黄河和长江流域的香料资源都相当贫乏。先秦时代，主要是楚越文化当中表现出一定的使用香料的传统。楚文化当中，香料的身

2、影可以借由《楚辞》窥见一斑。《离骚》中有“扈江离与僻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等句；《九歌•东皇太一》有云：“瑶席兮玉填，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湘夫人》：“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据统计，楚辞的香草香木共有三十四种。其中香草有二十二种，包括江离、白芷、泽兰、惠、茹、留夷（芍药）、揭车、杜衡、菊、杜若、胡、绳、荪、蘋、襄荷、石兰、枲、三秀、藳本、芭、射干及撚支等，香木有木兰、椒、桂、薜荔、食茱萸、橘、柚、桂花、桢、甘棠、竹及柏等十二种。《楚辞植物图鉴》，潘富俊，上海书店

3、出版社，2003这其中，具有浓烈香气而可以用于焚熏、增馥的仅为数种。大概为江离、辟芷、申椒、菌桂、蕙茵、幽兰、留夷、揭车、薛荔之属，故而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有云：“古者菇萧、灌郁、焚椒、佩兰，所谓香者，如是而已。”虽然这些香草香木还并不是后世严格意义上的香料，但楚文化赋予它们的意义是值得重视的。以《离骚》为例。“扈江离与僻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阝比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等句用比兴手法将君子容止与香草香木联系在一起。而“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芳菲菲而难亏兮,芳至今犹未沫。”等句更是明白无误的将“

4、芳”与“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建立起符号的对应关系。以香草佳木形容君子质性香润，构成了楚文化当中香料传统的重要内涵。另一方面，从考古材料看，南越时期墓葬和长沙西汉早期墓葬中出现过豆式陶制熏炉。当时所使用的香料疑为本土原生草本香料。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炉盘内盛有茅香、高良姜、辛夷和蒿本等香草。而同时出土的四个香囊当中分别装着茅香根茎、花椒、茅香和辛夷。《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陈连庆，《史学集刊》，1986第2期由此可见，在外来香料传入中国之前，我国主要是南方地区具有草本香料使用的传统。并且这些香料的主要用法在于佩戴，増香效果不明显。用于焚熏的香

5、料品种香气较为刺激，且焚烧时烟火大，灰分多。使用效果并不理想。一、樯橹如云货轮转，黄沙驼铃纷沓来——外来香料的对华输入。西汉以来，由于汉朝版图的扩张，中原王朝逐步将西域、南越、西南诸邦纳入了经略范围。外来香料的输入由此具有了南北两个途径。一为由西北通中亚的丝绸之路。二为南方接南海诸国海上交通。西汉时期，关于香料使用的记载不见于官修史书，但在野史杂记中已出现关于惊精香（疑为后世安息香）、兜末香、神精香、沉光香(沉香)、涂魂香（乳香）、辟寒香等的记载。《海内十洲记》，《汉武故事》，《洞冥记》卷一、卷二，《述异记》东汉以后，香料的传入应为无疑。班固《与弟班超书

6、》云“窦侍中令杂彩七百正、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毾登毛（为一字）。”（《全后汉文》卷二五）。窦侍中的这段话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香料已成为官方朝贡体系当中的内容之一。就这段话而言，我们得知这粧香料买卖是通过换货的方式完成的。朝贡体制是在继承先秦五服制基础上，积累了与周边民族交往经验而逐步创制的一套外交体系。其表征为政治上君臣主从关系的确立；而实质上，则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国之间形成的一种资源交换和贸易的机制。该种机制如果仅从价值规律的角度看是，交换双方显然是不对等的。往往中原王朝的“赐予”要比纳贡国家的“贡献”价值超出许多。但如果将政治经济层面

7、一并讨论，我们不难发见这是一种经济利益向政治利益的让渡。从汉开始直至唐末，中原王朝的朝贡体制都是为了“宣威四夷”的目标而存在。其意在通过对外贸易“勤远略、宣德化、柔远人”。中原王朝往往认为这种“贡——赐”结构的越发不平衡，越能显示出天朝上威，越能发挥出在政治外交上的作用。大月氏于和帝时“岁奉贡献”（见《后汉书·班超传》）。从上述引用的文字中也能看出，苏合油只是当时交换的一种物品之一，并非显得如何重要。但由于朝贡贸易体制的存在，“香药”这一资源在日后逐步显示出它独特而重大的贸易价值。正本清源，这一发展脉络必须从朝贡贸易体制和丝绸贸易说起。在张骞“凿空”西域

8、之前，中国的丝绸品便已闻名地中海地区。曾经罗马执政官凯撒的一袭丝绸礼服被惊为“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