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迫在眉梢》医学伦理观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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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影《迫在眉梢》医学伦理观之省思当约翰•昆西偕妻、子在教堂做礼拜后，到球场为孩子麦可加油。在美好的诗歌里，我们看见幸福美满的家庭的天伦画面。不料麦可因先天未被察觉的心疾发作而昏倒在球场上。约翰为了救孩子，不但祷告、四处求援，还作了一个令人讶异的决定.......由两千零二年奥斯卡影帝丹佐•华盛顿主演的电影《迫在眉梢》(JohnQ)，其控诉医疗保险制度的正义之举，是众多以虚伪的良心包装的好莱坞影片里难得出现的「良心电影」，而我们乐见电影所可能引起的讨论与反省。一位慈祥的贫穷基督徒父亲因为爱子必须接受换心手术而得以存活，不惜绑架一家

2、医院的急诊室的员工与病患。剧情随著各种不同的角色的介入，事件从医院与病患家属的周旋，发展到各种权力与良心的辩证舞台；因此我们还看到了贪功而心狠手辣的警官，以及无所不用其极为求收视而撷取警方讯号的媒体等等。当然围绕医院看热闹，视约翰•昆西为英雄的群众、为「绑匪」说好话的人质、接受媒体采访的也同时身为贫穷劳工的好友等角色，显然提升了主角「为爱不惜牺牲」的情操。纵然截至目前为止笔者尚未了解本片是否为真实故事改拍，但显然这部电影所要揭示的，不外乎是「良心」的准则的尴尬位置。即使我们很难（或根本无法）在种种境域（医院/国家社会/急诊室/S

3、NG转播/保险公司）底下去寻求一个终极且单一的伦理标准，我们仍然可以明白指出一个最间单却最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总是贫穷者受苦？」在这部电影中，「医疗保险制度」、「医院与医师」、「贫穷黑人工人/父亲」的三个角色，巧妙的带出了现今「批判医疗社会学」中的「政经状况/医疗体系/人口健康」三角关系的结构对照。（注，胡幼慧，新医疗社会学P15-16）在片中贫穷的父亲约翰，在终於无法凑钱支付「让小孩排上移植手术名单」的美金三万多元，不惜铤而走险，知法犯法。约翰是个基督徒，他绑架急诊室时手枪里没有任何子弹，而他身上唯一的子弹是为自己预留的。当

4、最后约翰走投无路，向人质表示他将自杀而捐赠心脏给自己的小孩时，人质用unethical（不道德的）一词来否定这样的想法。这其中产生一个问题在於，何以贫穷父亲在走投无路之下想将自己枪杀以捐赠器官给小孩，才被指涉为「不合伦理标准」呢？法律作为一个维持社会秩序的途径，可以使人免於恐惧，并确保人生存的权利。然而法律也是「公权力」介入人民的体现，其背后的谋算即是「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家代表了阶级的支配工具，而这也能初步简单地为电影中的「苦难」的来源下了注解。约翰•昆西的劳工阶级迫使其只能接受HMO（健康保险组织）无法支付其昂贵

5、手术费用的窘境；我们必须警觉的是，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乃是现今最为重要且迫切医事伦理问题。简单地说，约翰•昆西的小孩麦可无法动手术，乃因：因为医疗单位的自负盈亏，使得医院降低支出，以节省开支，继而提高利润。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即便有社会福利，有医疗保险，但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已成为社会运作的必然。台湾即便有施政满意度最高的全民健保，但整体而言，台湾的医疗政策也是在类似美国这种资本逻辑的脉络下发展的。除此之外，由於医师的专业权威，因著其易於操纵形成产业之本质，「医学」本身所背负的便不再止於消灭疾病、减轻痛苦的单纯而神圣的事业。一来由於「

6、专业」本身靠著资本家背书而拥有权力，二来所谓的「专业」又无法独立被行使於商业的逻辑之外；是以，「医疗」本身是否可以成为「健康提供者」，几乎已经是否定的了。时至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日，医疗不再完全是「悬壶济世」的慈善事业，因为民众花钱购买的不是「健康」，而是「医疗行为」。影片中，当约翰在急诊室里与人质们讨论保险制度时，约翰的处境获得人质的同情。人质还问起：「那有『希波克拉提斯宣言（TheHippocraticOath）』又如何呢？」另外一个人质忿忿也巧妙地（运用英文发音的音韵）说，那宣言已经不是「希波克拉提斯的」（Hipp

7、ocratic）而是「虚伪的（hypocritical）」。让我们来看看这宣言怎么说："Iwillnotpermitconsiderationofreligion,nationality,race,party;politicsorsocialstandingtointervenebetweenmydutyandmypatient;"「我不容许关於宗教、国籍、族群、党，或政治会社会的立场来介入我的职责与我的病人；」显然我们现在的医疗政策处境，远远否定了这个西方医学伦理观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中心思想。然而，即便医疗行为的商品化成为必然，

8、本文的用意不在凸显无奈和绝望。对基督徒而言，行使医疗行为目的可能出自责任与怜悯，但是「医治」本不在人。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为医疗行为的提供者卸责，反而，行使医疗行为的一方，必须警觉自主性的降低，而努力思索在现今的医疗的「生产线」上，我们应该在角色上，乃至於信仰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