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公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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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谈公平和效率周强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的一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引起了老百姓的强烈共鸣。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人们长期反复讨论的“公平和效率关系”的问题。关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一般认为是对立的或者至少是矛盾的。但是我认为，通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正在并将逐步看清公平与效率的真正关系：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并不存在矛盾，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基础，效率因公平而产生，因不公平而丧失。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真正的效率。公平不等于平均，不分劳动多少和贡献大小平均分配，本质上是不公平的。过去的平均主义窒息了效率，实质上就

2、是不公平窒息了效率。我们以前有一部分人把公平等同于平均，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使我们一直觉得公平是效率的死敌，二者水火不容，有公平就没效率，有效率就没公平；其实恰恰相反，公平和效率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失去公平的效率，是局部的、短暂的、透支的效率，难以持久，只有以公平为前提的效率才是全面的、可持续的、健康的效率，才能实现持久。外企相对以前的国企6为什么有效率，因为人们是按个人对公司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这种劳动和贡献越多收入越多因为体现了公平的原则，所以有效率；以前国企只要资格和级别相同，不管劳动多少、贡献大小，都获得一样

3、的报酬，看似“公平”，实际是不公平，所以效率低下。因此，以前国企不是因为公平，而是因为分配不公平才没有效率。然而我们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至今仍然把公平等同于平均，因而错误地认为公平和效率是对立的。“邓小平共同富裕的公平与平均主义有着严格的区别，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存在差别是正常的，有差别地发展也是正常的。仅注重公平是不行的，也要注重效率。”（《科学社会主义》第4期，《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及其实践价值》，广东省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陈江铃）尽管作者也认识到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但在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解时又把公平与平均

4、主义等同起来了，以致于对邓小平同志“先富”与“后富”思想的认识产生了较大的偏差。邓小平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的地带较快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的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6可见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发展有先后，是一种战略层次的先后，因为我们经济文化落后，在改革的起步阶段，如果实行全国所有地区机会均等的（公平）的同步发展，是不现实的，可能短期内都难以得到发展，因此在改革之初的一

5、段时间应该集中力量，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个地区、所有人机会均等，共同富裕，而不是陈江铃副教授所说的“存在差别是正常地，有差别地发展也是正常地”。邓小平不但没有说过“存在差别”和“差别发展”是正常，相反他还说：如果我们的改革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改革就失败了。对这句话，有人理解时也会出现偏差，认为到时大家又要回到平均分配、平均富裕的老路上去。我认为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概念正确理解应该是，让所有的地区所有的人都富起来，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劳动多少和贡献多大小不同，收入可以而且应该存

6、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不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两极分化，更不是鸿沟巨大的天壤之别。有人说让内地帮助沿海发展是杀富济贫，会扼杀沿海地区的继续发展，我认为这是既得利益者害怕损失自己利益，忘记了另一个“大局”的反应。事实上，沿海地区要真正得到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全国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如果沿海一直独自发展，再发展也只有沿海地带这个规模和总量，只有全国都发展了，才能提升国家经济的整体规模和层次，也才能使沿海得到基础更坚实的更大的发展，只要这个平衡过程不是简单地把沿海的钱直接分给内地。对于差别，我是这样看的：我们应该承

7、认差别，而不是容忍、放任、助长和扩大差别。发现差别，如果这种差别是建立在不公平基础之上的，就要迅速想办法减少和消除，如果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之上的，我们不但要容忍，还要倡导和鼓励。我们只允许和接受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6基础上的差别结果，而不允许和容忍建立在权利不公平、机会不公平、规则不公平、分配不公平基础上的差别前提和差别过程。平均是一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会窒息效率；同样，不平均也是一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同样也会窒息效率。在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失业救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就应该实行

8、平均分配，否则也会窒息效率。由于认识没有到位，在该平均分配的领域因为没有实行平均分配，一度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由于医保不能平均享有，一些人，尤其在农村地区部分人，有病不就医，大病扛，小病拖，长期贫病交加，降低了国民健康水平提高的效率；由于基础教育不能平均享受，学龄孩子适学而不能上学，降低了国民人口素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