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 3——隐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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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节隐逸文化及其影响隐逸现象的产生,是文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体现,它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处世方法的一种态度,是中国文明史上贯穿始终的一个文化现象。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隐士出现,而关于隐逸的思想,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即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观念,和以庄子思想为代表的道家观念。一、隐逸思想道家之隐逸——基于自由原则儒家之隐逸——基于正义原则佛教之隐逸——基于宗教原则儒道思想中所蕴涵的隐逸因素直接促成了后世隐逸思想的形成,在佛教趋于中国化的过程中,其天然的出世态度,以及心性理论的发展,也对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思想发生了综合作用。三者共同构成中国

2、的隐逸思想。道家思想主张顺应自然,要求个人摈弃一切外在的诱惑,本着“虚以待物”的原则,通过“心斋”“坐忘”的方式,达到齐物我、泯生死、逍遥游的境界。(逍遥游、齐物论等)心斋:指屏除杂念,使心境虚静纯一。坐忘:就是物我两忘、与道合一的精神境界。在某种意义上,道家思想为后世士人提供了安顿心灵的场所。《论语·泰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孔孟强调的“道”,是儒家伦理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的体现

3、。其大致包含了由礼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秩序,及由仁所派生的仁政王道思想。由此可见,作为士人处世态度的两方面——出世与入世,无论儒道,皆为内在有机的整体。儒家之“出”,是为了更好地“入”;而道家也非一味地逃避社会,而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提出“材与不材”、“无用之用”、“安时处顺”等观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与社会动荡等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儒道隐逸思想在东汉时期出现了合流的迹象。详见《后汉书·逸民列传》、《魏书·逸士传》等。二、隐逸方式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所谓隐士,因与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易引起

4、统治者的猜忌。韩非子以“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为名,诛杀隐士狂矞、华士,并厉言:“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钟会以“清洁王道”为名诛杀嵇康;武则天对付武攸绪,采用监视的办法:“安平王武攸绪……求弃官隐于嵩山之阳。太后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唐玄宗对付卢鸿一,则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卢氏不得不还朝依顺。《宋史·陈抟传》载:“(周世宗)命华州送(抟)至阙下。留止禁中月馀……既知其无他术,放还所止,诏本州长吏岁时存问。”白居易《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牢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

5、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出世与入世,隐居与做官,从道与从时,向来是困扰古代文人人生抉择的矛盾体,是他们烦恼和痛苦的根源所在。至中唐始,中隐渐成为古代士大夫处世方式的最佳选择,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士人所应承担的“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而蜕化为文人解决生计和明哲

6、保身的现实策略。三、隐逸文化的影响隐逸文化,既包括主体因素,即隐士与羡隐之士,又包括由这些主体所创造的与隐逸相关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其积极影响表现为:首先,丰富了审美文化的内涵。从隐逸文化发展的客观现实出发,我们可以将隐逸区分为“隐”和“逸”两种境界:隐是初级境界,逸是高级境界;隐是技术操作境界,或称为“术”的境界,逸是艺术审美境界,或称为“道”的境界。“逸”,通俗地讲,就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拘常规、不限法度、自然自在的审美形态。“逸”甚至成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像逸气、逸趣、逸品、飘逸、逸格、超逸等,都是从“逸”中派生出来

7、的。“逸”的含义,也从最初的兔子善跑,引申到人之善逃,最终被抽象概括成反映人格精神的超凡脱俗,实现了质的飞跃。其次,促进了个体意识自觉的历史进程。个体意识觉醒,首先要求个体具备最大限度的自由,要有相当的自我独立性。在这方面,隐士比起一般的文士来,更具有自由的空间。同时,个体意识的自觉,促使文人的审美心理开始向虚静、平淡转化。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以自觉观照中沉思冥想为特征的创作构思,以自我感受为主追溯领悟艺术品中的哲理、情感和欣赏方式及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三合一的艺术思维习惯,这种心理性格——审美情趣——艺术思维的

8、结合,使中国士大夫文学艺术形成了与其他民族、其他阶层的文学艺术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它偏爱宁静、和谐、淡泊、清远,而蔑视冲动、激烈、艳丽、刺激,它注重哲理与情感的表现,而忽略物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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