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维权抗争的无效表达流于过程的情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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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维权抗争的无效表达流于过程的情感行动——对西安Y区征地抗争事件的解读作者：董海军、代红娟     来源：《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     摘要：已有研究为农民土地维权抗争行为提供了较多理解和分析框架。通过考察西安Y区征地活动，捕捉到征地事件中农民维权活动中另样一番鲜活图景：村民“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抗争策略的无效表达导致了维权行动流向一个追求过程的情感行动，失效主要原因在于维权抗争过程中双方的组织性及力量悬殊、基层政府“正式权力实施的非正式运用”的运作逻辑、农民可供利用资源的缺乏和集体高于个人利益的潜意识。关键词：抗争策略；征地；农民维权；抗争困

2、境 一、研究回顾及问题的提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对于农村土地需求不断膨胀。学界对于农村征地现象及其各利益主体间利益抗争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首先是从制度层面对利益冲突格局的解读。比如温铁军认为，政府垄断征收农村土地及其引发的矛盾冲突，本质是得以占有土地一级市场垄断收益的主体利用“国家权利介入下形成土地产权残缺”的农地产权特征，以政府权利直接推进土地资源资本化，以及与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相关的外部性问题。[①]其次是关于农民抗争策略的研究。学界解释农民维权活动框架具有重要影响的有斯科特的“日常抵抗”[②]、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③]以及于建嵘提出的以法抗争[④

3、]。基于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弱者的武器”日常抗争，董海军提出的“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这一概念丰富了利益抗争的策略[⑤]。王洪伟在总结农民抗争策略的基础上认为，“弱者的武器”、“以法抗争”、“以理抗争”的解释框架是在既有政策、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求助于外”的底层抗争策略，他同时提出与之相反的“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抗争逻辑，此二种抗争策略共同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民众抗争的两种具有解释力的社会学分析框架。[⑥]再次是关于利益抗争过程中利益表达困境的研究，比如应星指出的“合法性困境”[⑦]以及吴毅提出的“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限制[⑧]。最后是关于维权抗争的情感研究。斯梅尔塞提出的价值

4、累加理论(Value-addedTheory)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情感论范式[⑨]。当代西方学界的社会运动研究也注意到了情感因素[⑩]。应星从“气场”这一种特殊的情感体现方式着手研究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11]。吴长青则基于“依法抗争“的局限性，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12]应该可以说，既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农民的维权抗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和坚实基础，但过于强调事件中的策略及其困境，或者虽注意到了情感因素对维权抗争的作用，对社会运动的情感研究“往往流于给出各种情感行为在社会运动中的表现，以此强调它们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却不去关心运动参与者情感行为背后的宏观结构和微观

5、社会心理学机制”[13]。因此，虽然科塞提出了冲突的“排气阀”功能，但维权抗争过程对情感的作用还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比如对于“上访专业户”或者“上访代理”的解释，除了因为存在现实问题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是否上访成了一种情绪表达的途径，而不是为了真正解决现实问题?应当利用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法深入农民维权抗争事件的过程，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观察，结合农民的微观生活世界，才能理解农村征地事件的情景。本文基于西安Y区政府征地中农民的利益抗争过程提出一种维权抗争对情感的作用机制：作为情绪表达的抗争，维权抗争在现实情境中成为一种流于过程而不奢望结果的过程。二、Y区征地事件的矛盾浮现与利

6、益抗争Y区地处陕西关中，1997年被批准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当时Y区农业人口8.58万，总人口16.02万，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3.56%。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大量资金投入和政策上的倾斜，Y区开发步伐日益加快，大量工厂在此落成，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与此同时，对于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征地活动愈演愈烈。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Y区从1997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征收的耕地达到1.8万亩，占Y区耕地面积的45%。征地活动牵扯到多方利益主体的得失，是一个多方利益主体抗争的过程，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让笔者颇感兴趣。这种利益抗争将如何展开，带着疑问，笔者深入Y区的各个村庄进行

7、了细致的观察和访谈。X村(笔者重点访谈的村子)是Y区L乡的一个行政村，该村有9个小组，人口约3000人。可耕地约1700亩，人均可耕地约0.57亩。截止笔者调查时，X村九个小组的耕地绝大部分被Y区政府征收，其中由于建设需要第八组村民实行了整组搬迁。征地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三方：基层政府名正言顺地充当了国家的角色，集体的名分落到了村级组织上，在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下我们无法跨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鸿沟，所以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所有者也自然被卷入征地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