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救助背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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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血淋淋的悲剧尽显农村医疗救助之急导言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于2003年提出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的救助的意见》，依照《农村医疗救助意见》的规定，农村医疗的救助形式有以下三种：（1）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区，资助医疗救助对象缴纳个人应负担的全部或部分资金，参加当地合作医疗，享受合作医疗待遇。因患大病经合作医疗补助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过高、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再给予适当的医疗救助。（2）尚未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区，对因患大病个人负担费用难以承担，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给予适当医疗补助。（3）国家规定的特种传染病救治费用，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助。医疗救助对象全年个人累计享受

2、医疗救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当地规定的医疗救助标准。对于特殊困难人员，可适当提高医疗救助水平。这些“适当”的补助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吗？或许的确解决了一些农民的燃眉之急，但是仍有许多血淋淋的因无钱看病造成的悲剧不容忽视。个案一安徽省灵璧县一个名叫邱菊的农村妇女，用毒药毒死了因遭受车祸而成为植物人的丈夫王佩群。悲剧缘起于一场车祸。王佩群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1997年与打工相识的邱菊结婚，生活虽然艰辛倒也苦中有乐。然而08年10月出王佩群发生车祸成了植物人。作为妻子的邱菊一直悉心照料，王佩群每天需要百余元的花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车祸赔偿的钱连看病

3、带还账，已剩下不多了，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负债累累，再也没钱给丈夫治病，邱菊用农药结束了丈夫的“痛苦”。个案二2月22日下午，湖北省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的夫妇陈正先、姚元香，从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走出，双双投江自杀。对于自杀原因，陈正先的二姐夫说：“他们实在没有钱治病了。”据荆州三医检查结果，陈正先至少患有三种病：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他的妻子姚元香则患有坐骨神经痛，儿子也曾患大病。2003年起，陈正先全家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5年，他的儿子住院花去12000元，后来合作医疗报销了800元。今年2月19日陈正先去医院查出肝部有问题，虽不致命但却需在院

4、慢慢治疗，因实在无力支付医药费，夫妻二人选择了死亡。个案三一名男子从1992年开始,不间断地犯盗窃罪而屡次进监狱。面对如此频繁的盗窃入狱,检察官问其为何不知悔改?竟答:为让监狱治病。“我不想坐牢,但是我更想看病,警察抓住我的那一刻,我感到心里很踏实。你看,这样牛还给失主了,我也被抓了,我谁也没有伤害。”这是那位农村娃罗娃为了给自己治病设计的苦肉计。原来罗娃身患重病却无钱医治，因一次偷牛入狱得以在监狱免费治疗，后便故意偷牛被抓希望疾病可以得到救治。这一例例发生在我国农村的悲剧尽显我国农村医疗救助之急，农村医疗救助的缺陷也因此一览无遗。方法本篇研究报告主要运用了定性资

5、料分析方法。通过对不同个案的叙述，从中寻找导致个案发生原因的相似性，进而得出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存在的缺陷，以突出我国农村医疗救助之急。笔者因条件限制并没有进行实地调查，所有资料均由网上收集，有片面之嫌。但这些真实的案例却足以反映出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存在的弊端。结论个案一由于王佩群的状况是车祸造成的，并获得了赔偿，他的治疗不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统筹补助。因为，根据相关规定，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造成的一切费用，不属于“新农合”大病统筹基金补助的范围。“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但仍存在门槛太高、农民受益面不广等问题。对于王佩群既无法享受“新农合”又

6、无法得到社会救助的问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从发认为，像王佩群这样的家庭，社会救助体系应当建立绿色通道，只要存在医学认定，就可以随时申请救助。个案二在陈正先家中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凭证。荆州市卫生局基妇科科长陈松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于鼓励农民从小病开始治，并且鼓励在基层医疗机构治疗。所以，越是大医院，报销的标准会越低。在荆州二医院住院，医疗费用起付线是800元，减去之后只报销20％。而对于特殊困难群体这只是杯水车薪。个案三折射出我国农村弱势群体面对疾病时的无奈与无助。讨论这些故事并不是个案，而是曾经有不计其数的故事在我国的大地上不断地发生着，尤其是中

7、西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他们的悲剧都是源于一个“穷”字。再穷穷不过农村，再苦苦不过农民。虽然城市“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也很严重，但在农村“小病拖、大病扛”、“一人得病，几代受穷”等民谚一直在流传，农民“因病致穷”、“小病拖成大病”的比例估计比城市一定会高出许多倍。归根结底，我国农村医疗条件，医疗救助到底存在怎样的问题？对于这些国家和社会又该做些什么？首先城乡之间医疗保健资源分配不均，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术较高的医务人员多聚集在大医院，农村大多数人经常利用的卫生资源是村卫生室或个体乡村医生，然而村里的卫生人员多半没有参加过正规的培训，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村卫生室没有

8、必要的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