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引发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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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菊与刀》引发的遐想“菊与刀”，刚看到书名就能引起人的无限遐想。“菊”让我想起了日本的皇家徽章，“刀”则是武士道精神，两者都是紧密联系的日本文化。不过作者想表达的是日本精神深刻的矛盾性、二元性，既温文尔雅，又嗜血杀戮；既忍苦耐劳，又喜于享乐；既崇尚礼仪，又争强好斗。日本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的人格特质？他们的国家文化又是那么的令人不解。我们根据文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解释，可以看到日本文化是“岛国文化”。由于人类活动区域狭小物质资源的匮乏，而致日本人的进攻性较强，又由于地理环境束缚，而又有些底气不足。地震、火

2、山喷发、海啸，日本人民习以为常灾难的袭击，让这个民族充满了忧患意识。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理论还存在片面的地方，忽视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文化发生的经济基础的影响，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地理环境对日本的“岛国文化”的形成确实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战后，美国为制定对日政策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女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写出《菊与刀》一书。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及日本人后所作的一份报告。这一本著作主要是通过分析日本的文化，来解决日本二战后是否能够坦然接受投降这个问题。作者进行了

3、深入的分析，最后确信只要仍然设置天皇，日本是能够坦然接受投降的。只要内阁以天皇的名义发天皇谕令，全国人民都会服从。为什么天皇降旨能够保证官民们都能服从。那我们就应该看看那日本的等级制度，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熙大神的后裔，给了整个在日本土地上人们生活的物质，这是最大的恩情，人民尊他为圣父，天皇是超越一切的，他是国民的象征，超越宗教信仰的对象，人民要对他忠，毫不犹豫的参加战斗，毫无条件的投降。天皇是神秘的，是与世隔绝的，臣民要让陛下放心。陛下永远不会为他的行为负责，人民永远不会说是天皇错了，错的只是内阁，那些官

4、员们，因为他们没把事办好，没让天皇陛下放不下心。查阅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从德川家族成为德川第一代将军以来，天皇已成为一种实质的荣誉，而不是权利。将军成为政治的操纵者，天皇则是凝聚国民和政府忠诚的号召力。两种力量达成和谐，掌舵着日本的航行。可见，我们要让日本能够坦然的接受投降，需要的就是这种凝聚国民和政府忠诚的号召力。当内阁以天皇的名义发天皇谕令时，全国的人民都会坦然接受投降。刚看这本书的时，有一点让我感到很费解。那就是日本的文化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文化？仅仅是日本的等级制度在产生影响吗？中国也曾经存在过几

5、千年的等级制度，然而中国的文化与日本的文化却存在许许多多的差别。再仔细阅读这本书，查阅相关的日本文化著作。从中可以了解到日本文化是讲究“恩情”、“情义”和“自重”。关于“恩情”，恩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其本义就是负债。是债务就要偿还，因而日本人讲求报恩，负恩则使日本人肩负了巨大的责任。日本人认为人一生下来是“负恩”的，欠着对父母的恩情，要尊重父母、言听计从。如果某人对他施予了帮助，他也许不会从心底那么感激，但因为他负有你的“恩”，接受者就对帮助者有了某种义务，他定会找机会“连本带息”地还与你，否则他会觉

6、得他的世界不安宁。日本文化把精神和肉体是分开的，折磨肉体不会让你精神更纯洁，这样肉体上的享乐不会影响人的“修行”。还有日本人的“人死即佛”的观点，使日本人并不热衷现世的“积德”，以求来世轮回的好报。人人都可以成佛，甚至祖先的灵位即是佛。这种宗教观是日本人不会因战争杀戮而担心下地狱。我们再紧接着来看看日本人是怎么看待“皇恩”。在日本人的各种“恩”中，“皇恩”是处于第一位的也是最大的。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感情集中于天皇一身。孝道在日本是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包括宽宥父母的恶行或无德。但当孝道与“忠”（即对

7、天皇报恩）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处于等级制最高层的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日本人在思想上保持着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这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何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我们还可以想到为什么之前还誓死顽抗的日本军队为何在天皇宣布投降之后一下全投降了，而且是那样的恭顺。原因很简单：“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他们把执行天皇的命令当作对天皇尽忠。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对于天皇的攻击或侮辱会极大地刺痛日本人。“恩情”这一

8、概念，日本人甚至贯穿到他们的育儿方式中。日本人的育儿方式与其他国家是很不一样的。日本的人生曲线是一个浅底的U字型，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孩子们要自我抑制，认识自己所承担的“债务”，并逐渐处于欠恩负债的地位。事实上，幼儿时代的两件事情为履行义务奠定了基础：父母固执地训练孩子的便溺习惯及纠正各种姿式和父母嘲弄孩子并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两样事情让孩子为进入严肃的生活做好准备。这样一种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造成了日本人的二元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