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的关系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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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中的关系与权力徐勇进入专题： 中国社会   关系权  ● 徐勇 (进入专栏) 　　政治属于上层建构领域。但政治是在社会生活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正如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官员一样，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土壤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政治现象。中国的政治形态是在漫长独特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血缘关系与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最基本的底色。在这一底色上形成的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支配性地位，并深刻影响着公共政治领域。公共领域没有与私人领域脱离和分割出来，是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借助特殊关系获

2、得特殊权力是一种由来已久且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这种权力可以归纳为“关系权”。“关系权”包括两层含义：关系即权力，权力在关系中。这一概念既是对政治社会现象的概括，也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关系权：关系即权力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社会科学的第一要求是弄清事实。这是19世纪开始社会科学首先以实证科学的方式出现的重要原因。实证科学强调事实依据，为了获得真实的事实，将调查作为主要方法，并在调查中保持价值中立。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科学在中国起步较晚。中国的社会科学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生长发展的，一开始就接受和使用的是西方概念形成的话语体系。　

3、　但是，任何知识体系都是有限的。由于历史的因素，在中国学术界长期存在两个遮蔽：一是既有理论遮蔽着丰富的事实，二是上层政治遮蔽了基层社会。只有通过大量调查才能揭开两个遮蔽，在发现事实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概念。基于此，2015年，在原有调查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工程，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和小农经济传统的国家。在马克思看来，小农犹如一堆互不联系的马铃薯。“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

4、成的那样”。　　马克思的这段话被认为是刻画小农的经典论断。从生产方式来看，相对于商品经济产生的广泛社会联系而言，马克思的论断无疑是十分深刻的。但是，从我们对传统形态的农村调查来看，实际生活远远比马克思的论断更为丰富和复杂。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在中国，单个的农民虽然以家户为基本单位，但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存在。农民的生产生活都不可能完全独立地完成，由此形成对其他人的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帮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生活领域，处处可见寻求他人“帮忙”的事例。　　在日常生活中，找谁帮忙？一般找关系好的人。进一步追问

5、，与谁的关系好？从次序看，有亲人、邻居、熟人、朋友，即日常生活交往最为密切的人。“关系好”是人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条件。这种关系是在长期互动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具有相当的情感成分，因此又可以称之为人情关系。有了这种关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达成默契一致，产生共同信任和共同行为。在寻求他人帮助时，人们非常自然地会想到与自己关系好的人，而不论是否亲人、邻居、熟人和朋友。　　为了使得日常生活延续下去，人们还必须主动与他人“搞好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与那些有影响力和支配力的人搞好关系。从我们上亿字村庄调查报告材料看，农民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关系”。包括家

6、庭内各成员间关系、家庭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可以说，离开了各种“关系”，农民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如果“关系”不好，简直会寸步难行。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有所不同。只是这种关系主要限于农业村落之内，属于私人间交往的人际关系，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因为商品交换而产生的广泛的“社会交往”关系。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血缘关系与农业文明是最基本的底色。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可延续性。人们依靠血缘关系实现代际延续，依靠农业文明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生存资料而使得同一血缘的种族人口延续下来。而血缘关系与农业文明又是在村落这一空间中进行

7、的。农民生活在一个个村落之中。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与生产关系三位一体，共同存续于村落。　　从我们的调查看，大量村庄都是以姓氏而命名。还有相当一部分村庄共有一个祖先，所有村落成员都是具有同一血缘传统的人。人们正是依托于各种自然生成和人为建构的关系，而使得生产生活长期延续。　　基于血缘关系和农业文明而形成的“关系社会”构成了独特的中国社会底色，并生成了特有的政治。这就是“家国同构”，即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成为公共领域的深厚土壤。公共领域的行为依据和来源与私人领域密切相关。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与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高度重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论

8、述了公共领域的国家起源与私人领域的家庭的来源关系，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