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中权力腐败的形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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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我国社会中权力腐败的形成与演变[提要]本文在结合案例、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把最初发生的个体权力腐败分为自发型权力腐败、后发型权力腐败两种类型。以此为出发点，人心理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描述了两种类型个体腐败的形成过程及个体腐败到群体腐败、结构性腐败的演变过程，最后绘制出权力腐败演变示意图。[关键词]权力腐败自发型后发当前我国社会中最严重的腐败现象是权力腐败。所谓权力腐败，指利用公共权力来达到私人目的，增加私人利益的行为，是对公共权力的排公共运用（王沪宁，1990）腐败行为主体是公共权力主体

2、中的一部分。霍姆斯（L.Holmes,1998）认为，权力主体是“占据官方的（党的、政府的、司法的、军事的、在社会上负责的）选举产生的或任命的职位的个人或个人的小团体”。国内学者（王沪宁，1990）认为，我国当前社会的公共权力系统由四大基本部分构成：执政党体系、行政体系、经济管理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有条件进行腐败活动的就是在上述公共权力体系中处于一定的职位的主体。也有学者（夏书章，1991）认为，我国社会的权力政治系统由执政党体系、国家权力（立法）体系、国家司法体系、国家行政体系等构成，权力主体指在上述权力系统中

3、占据一定职位的主体。上述三种观点基本上是吻合的。从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领域看，除集中于执政党体系、行政体系、司法体系外，也发生在国家权力体系、国家军事体系。本文侧重于分析执政党体系、行政体系、司法体系中的权力腐败。社会个体集群为群体，组织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权力腐败个体也可能发生集群行为，即腐败行为主体也可能是“个人的小团体”。因此，依腐败主体不同，可将权力腐败简单地划分为个体权力腐败、群体权力腐败两种类型。但是，权力腐败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是权力主体的需要、动机、心理、客观环境以及贯通于其中的历史——文化——社

4、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社会互动。所以，无论是个体腐败的产生还是个体腐败演变为群体腐败以及群体腐败进一步的演变，都是极为复杂的过程。尽管如此，由于权力腐败潜在的巨大危害性，有全面、彻底认识的必要。本文在分析一些案例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学、下海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科学的相关理论，试图粗略地描述权力腐败形成、演变的过程及方式。一、个体权力腐败：自发型与后发型权力腐败行为的对象是社会资源，包括有形资源、无形资源或物质资源、非物质资源，集中体现为钱款、资源、批文、权限、合同、财政、职位、机会等，其实质是利益。当前权力腐败

5、的对象主要是货币形态的物质利益。腐败行为要实现“增加私人利益”的目的，需要两项条件：掌握一定的公共权力，拥有一定的社会性资源的分配权或控制权（王沪宁，1990）。当前的权力腐败主要就是权力主体通过这两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把社会资源转变为私人（权力主体或依附者）利益。从社会资源转变为私人利益的方式（即权力主体获取利益方式）来看，大体有两种情形：（1）权力主体私自滥用公共权力直接攫取，如挪用、贪污、侵吞、挥霍公共资产，以权倒卖、询私舞弊等；（2）权力主体通过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使其他人获取不正当利益并从受益人那里分

6、得一部分利益，如受贿（受益人在获得利益前的行贿即是预期利益的提前分割）。第一种情形中，权力主体的行为通常是攫利动机驱使下的自发行为，可称为“自发型权力腐败”，类似于西方学者（V.O.Key,1936，转引自王沪宁、1990）所说的“自我腐败”（Auto—corruption），其行为特征可以概括为“以权谋私”。第二种情形中，尽管受贿的行为已经说明权力主体心理、意识的某种质变，但是在最初的接受贿赂的行为发生时，权力主体是被动的、也没有自发型权力腐败个体那种明显的动机，因此可称为“后发型权力腐败”；这种腐败现象存在另

7、外的受益人（“寻租者”），受益人与权力主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就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参照参考需要说明的是，同一权力部门内的腐败群体和不同权力部门间的腐败群体，从产生角度看，可能是以上描述的情形，即先有个体腐败、再有个体腐败的集群行为，也可能是先有“群体”、再有群体腐败，然后才产生腐败群体。之所以是后一种情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强集体取向”的文化特质而诱致的权力主体自发或自觉产生的“圈子”——准组织——干部利益群体现象。有研究者（刘霞，1998）指出，根据吉特霍夫斯泰特（GeetHofstede,1980）提出的

8、确定一个民族文化特征的四个维度之一的“个人——集体取向”维度，可以认为，中国人在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强烈集体取向”的特质，“而具有强烈集体取向的社会则结构严密、层级明显、圈内圈外意识强烈，更容易形成正式组织之外的小群体”。有研究者（张琢、张宛丽，1998）也指出：转型期存在一种作用于利益群体利益实现的“圈子”准组织现象。“圈子”人的行为准则是相互关昭。“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