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苹电影叙事范式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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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2010年7月第7期总第197期理论学刊TheoryJournalJnl．2010No．7Ser．No．19r7王苹电影叙事范式再解读·——兼及新中国30年电影马春花，韩琛(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100；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摘要]王苹是新中国最为重要的电影导演之一，作品蕴含的女性解放思想与阶级革命诉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像表达，也是中国女性电影的起点。通过王苹等导演的艺术实践，新中国电影成功地建构了追溯革命、塑造新人、想象鸟托邦的主流叙事范式，确立了革命阶级在电影领域的言说地位及文化

2、领导权。以王苹导演为代表的新中国30年电影的艺术探索，已成为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关键词)王苹；左翼电影；新中国电影；女性解放[中图分类号]J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10)07—0123—04历经新时期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电影进入一个大片时代。一方面，通过资本化、市场化营销，使得电影票房高企、利润丰厚；另一方面，电影生产呈现出奇观化、好莱坞化的倾向，又致使诸多大片内涵贫乏、口碑不佳。如何应对市场化过程中的文化危机?如何在商业电影中阐述主流价值观?这是目前中国电影面临的紧迫问

3、题。在这样的境遇中，新中国30年电影呈现出一种启示性意义：它曾经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民族国家想象与革命乌托邦叙事，体现了以平等、正义、奋斗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机制和艺术范式。对于今天中国的电影艺术及其发展来说，这是一笔有着重要借鉴价值的历史遗产。而在新中国30年的电影景观中，王苹的创作是不容忽视的一道风景。王苹导演的电影与新中国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电影所体现的女性解放思想与左翼革命诉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集中而形象的表达。像《柳堡的故事》(1956)、《永不消失的电波》(1958)、《槐树庄》(1962

4、)、《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东方红》(1965)、《中国革命之歌》(1985)等等，皆诞生于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既显示了不同时期的革命动向与政治特征，也在电影叙事的艺术表达和探索上显示了其独特的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新中国电影史的叙述中，王苹经常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然而，她的电影却又被指责为不具有“女性意识”，形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不具有任何个体精神和独立意志⋯。对于王苹电影的历史判断，体现了新时期女性话语的一个悖论：在承认中国妇女解放的伟大历史成绩的同时，却又断然否认其在建构女性意识方面的

5、任何可能。．1980年代以降，新的社会意识在构建自身话语系统过程中也建立了一套“自然主义”的性别叙事范式，“男女有别”的角色性别诉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从而否定了新中国30年电影“男女同一”的性别政治意识。指认王苹的电影女性意识匮乏，与其说是对革命时代的性别政治的指责，不如说是一种建立新的社会性别意识的话语策略。实际上，新时期电影以否定革命时代的“铁姑娘”、突出自然女性气质作为开端，一方面，清算了“极左”政治路线对女性意识的压制及其异化现象，让女人得以向自我性别角色回归；另一方面，也为日后女性性·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文

6、科发展一般项目“镜像与幻像：中l冒4r,lig影的主体性问题”(项目编号：H08YBl7)的阶段性成果。、123万方数据征的商品化、景观化作了世俗的铺垫。早期妇女解放的“娜拉困境”某种程度在新时期转世再生。毫无疑问，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上述清算和批判有着革命性的意义，但随着“性别差异”的过分强调和表现，女性电影及其电影批评亦失去了批判男权主义、宗法意识、追求女性自身解放的能力。新时期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通过塑造一种非女性／女性、不可见／可见的二元对立模式，将改革开放前后电影的女性形象和内涵对立起来，将前30年电影

7、的女性形象确定为“蒙昧”的“非女性”，并需要从这种“非女性”状态中再次进行“性启蒙”。然而，实际上人不可能消泯自己的性别意识，其身份认同从来没有独立于性别范畴之外，消除性别差异的想象依然是在性别结构的范畴内进行，革命时代女性的“非性化”身份认同，同样是一种女性意识的另类呈现。如果以一种多元化、包容性的立场来考察中国女性电影史，其起点应是革命时代的王苹电影：一个革命女性和她的关于女性和革命的电影。妇女解放话语是构成当代中国女性政治想象的本土性来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围绕“妇女解放”建构自身的同时，也一并产生了女性对“妇女解放

8、”进行“女性”意义上的话语实践的契机。革命女性通过对妇女解放话语的争夺，获得了与社会父权制进行对话、对峙的力量，并创造了一种英雄主义的女性主体意识。王苹导演即是女性在革命潮流中建立主体意识的一个典型。她的人生、艺术轨迹，基本与革命大潮同步亦趋，不仅体现了革命对于个体的强力塑造，也伴随着个体在革命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