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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题研究·X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陈以爱摘要:1917年王国维接连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著作,用甲骨文证实殷商一代历史,开出一条“古史新证”的道路。受其影响,此后至1922年,胡适从主张对东周以前历史存而不论,转向承认“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然而,在北大学圈中,胡适并非最早接受王国维研究成果者;反之,他对王国维的认识和评价,始终处于相对被动、落后的状态。胡适最终对王国维所作的公开推崇,与其说是本人深思熟虑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受到钱玄同等同事的影响。甚至胡适的后辈如顾颉刚、陆侃如,都较他更早阅读王国维的著作,并由此经历了程度不一的知识
2、上的洗礼。关键词:胡适王国维古史新证疑古钱玄同顾颉刚1917年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值得特别关注的年份。这一年,王国维接连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三作,运用“二重证据法”,以新出土的甲骨卜辞与纸上的旧材料参照对证,不但证实了《史记》关于殷商世系的记载大致无误,而且发现《山海经》、《楚辞·天问》等古籍中的神话传说,也非全属荒诞,而是有相当的史实为依据,由此开出一条“古史新证”的路子来。同一年,胡适由美国留学归来,初登北京大学讲坛,讲授“中国哲学史”。胡适在北大,“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认为“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
3、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开出另一条疑古辨伪的道路。王、胡两人,一被尊为“考古派”的巨擘,一被推为“疑古派”的开山,在学界各自引领带动了两条截然相异的治学路径,同时却都被时人及后学冠以“新史学”的时代荣冕,确实是很有趣的现象。然则他们是如何看待对方的研究业绩的?他们的史学到底“新”在何处?他们又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史学工作的?再者,1917—1937年间,学术界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研究业绩?本文以篇幅所限,只集中考察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诸作的回应。以1917—1922年作为一个段落,阐述胡适是如何在王国维的著作影响下,从主张对东周以前历史存而不论,转变为承认“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
4、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的新结论。在叙述及解释X本文初稿2007年12月1—3日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合办的“承传与创新:新世代的历史学”学术研讨会,并承陈春声、罗志田、王东杰教授赐教,谨致谢忱。·105·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这个转变的过程时,本文采取微观的考察方式,以期推敲及爬梳出胡适对王国维的古史观点,是怎样经历了一个“由疑到信”的转折?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谁的议论对胡适产生了主要或次要的影响?再者,在胡适由“疑”转“信”的过程中,起初是什么拦阻了他,使他迟迟不接受王国维的观点?他后来又是怎样克服这些
5、障碍的?这都是本文所想要一一探讨的问题。一、胡适古史观的转变1917年王国维在上海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前后,二十七岁的胡适甫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北大哲学系代替“两脚书橱”陈汉章,讲授“中国哲学史”。据当年北大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①余英时曾生动地指出,胡适的讲课对学生所造成的思想冲击,可以称之为一次“革命性的震动”。②的确,
6、当时学生辈如顾颉刚和傅斯年,见胡适能够“略去了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只从《诗经》里取材⋯⋯有截断众流的魄力”,从此对胡适非常信服。③王国维和胡适,分别在1917年,一对古史作积极的建设,一对古史作消极的破坏。然而,两人著作在全国学界引起的回响,却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因为王国维的“古史新证”诸作,发表在他为上海哈同氏编辑的《学术丛编》上。《学术丛编》发行量寡少,自第3期以后,每期只印五百部,外界不易得见。④王森考察王国维和傅斯年的史学观点时指出,“《殷周制度论》于1917年发表时,在北大国文系读书的傅斯年显然并未留意,在他的任何文字中也从未提到过。”⑤的确,当时北大师
7、生对王国维的认识,似乎多半停留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上。1918年初,胡适发表《归国杂感》,提及他从美国归来时(1917年8月),特别在上海逗留一段日子,以就近观察上海的出版业,发现到几年来的中国出版界,“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⑥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作“出版界评”,也特别推荐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认为“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⑦但1917年胡、傅对王国维的“古史新证”诸作,却似毫无风闻。今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