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时代的终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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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稳时代的终结与反思学者崔卫平在《维稳年代的政治》一文中指出：“将来的人们会用什么来称呼我们这个年代？‘维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维稳年代’会变得如同‘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一样，用来标明某个历史时期。”20世纪89以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的指引下，尤其是在周永康主导政法委工作时期，维稳体制成型，中国进入全面维稳时代。近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这不仅是反腐中的标志性事件，更是维稳时代终结的标志。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10月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本文以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为视角，对维稳时代予以全面省思，为

2、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理性建议。 　　一、引言 　　本文所指的基层社会是在县政范围内。据中国行政区划网统计，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2858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包括1464个县、367个县级市、117个自治县、49个旗和3个自治旗，此外还有2个县级特区、1个县级林区和县级以上城市中的855个市辖区。由于县政是中国社会矛盾的集中区和多发区，就上述县域的人口和地域规模而言，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尤为必要，事关国本。 　　中国有一句古话：“郡县治，天下安。”清代学者汪辉祖曾明确指出：“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事实上，基层社会治理从古至今都应是

3、执政者高度重视的问题，任何执政者如果不注重基层社会治理，或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能顺应时潮，与时俱进，往往会陷入执政困境。对于党和政府来说，“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2011年10-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注基层治理”的系列评论文章。 　　2009年，《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腾讯网做了“靠什么支撑中国基层政权”的问卷调查，7006人参与投票。结果显示中国基层政权正出现严重弱化的趋势。 　　近年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方面，政府维稳投入不断加大，花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急剧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越演越烈，呈现数量增长和性质暴烈的趋势。可以说，目前基

4、层社会治理已堕入“越维稳越不维稳”的怪圈，这表明既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严峻挑战，需要进行大幅调整。 　　当下，社会弥漫着焦虑，无论官或民，还是草根或精英，普遍缺乏安全感，对未来无法预期。虽然改革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一落到具体上，又有太多的顾虑和担忧，以至于事关重大的改革举措一再被拖延，改革进入困境，已成僵局，为此，有人认为“改革已死”，中国进入“转型陷阱”。其实，这不是“改革已死”，这是改革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二、维稳为何制度化？——基于社会形势分析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各级政府负责人为缓解任期内的

5、维稳压力，难以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从制度角度，为矛盾解决做长远打算。结果，许多临时性、应急性的权宜之计被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当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权宜之计制度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政治民主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各级政府“责任承包干制”促使上述趋势加剧。 　　事实上，权宜之计多是各级政府为解决突发性社会矛盾，在短期内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形下所做出的决定。这一决定本身反映出基层社会治理在长远制度安排上的缺陷，虽然，其在短期内对维稳而言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即所谓稳定就是搞定的逻辑，但因其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往往得不到治理对象的认同，甚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干部也未必认可。可以说，

6、权宜之计制度化将会在根本上降低政府权威，加速政府合法性流失。 　　在我国，促使权宜之计制度化有两个关键期：一是“八九事件”；二是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举办。这两个关键期致使政府治理更多依赖权宜之计，并将权宜之计作为治理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维稳走向体制化，这使体制改革往纵深方向推进的难度加大。基层社会治理依赖权宜之计，其着眼点是维稳，更多体现在应急性的管理措施上，其前提应是面对一个非正常社会。众所周知，改革30多年来，中国赢得的最大的进步就是社会越来越趋于正常化。事实上，权宜之计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依然是强调管控社会，仍然沿袭高度集权计划体制下的权利管制思维，这与以权利为导向的

7、社会进步潮流相逆，亦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 　　目前，作为社会创新管理举措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正在在全国推行，这一举措是权利管制思维借助新技术手段在当下的延伸，目的是为了把维稳做得更为精致。可以说，不管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名称多么美妙，手段多么先进，都无法摆脱管控社会的实质。社区网格化管理最大的误区就是就是将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予以格式化，其格式化的目的就是便于各级政府对社会层层管控，结果，忽略、限制、歧视甚至剥夺宪法法律赋予管理对象的公民权利。 　　从治理层面而言，社区网格化管理仍是属于集中管控，与国际社会倡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