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2019年文档

《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2019年文档》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WORD格式-专业学习资料-可编辑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这场论战于1915年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主持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后逐渐演变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思想论战。近年来学术界对这场论战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派别、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展开了深入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论战进行了重新评价,但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与理论贡献关注较少,未能从根本上厘清马克思主义者与西化派之间的差别。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这场论战中的代表人物对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的不同看法,勾画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

2、义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探索历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观点。一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屡屡凭借坚船利炮侵入中国领土,这一残酷而屈辱的事实改变了中国人将西方科技斥之为“奇技淫巧”的观念,并激起了一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浪潮。从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学习逐渐深入而全面,受西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这成为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的最强音。尽管在学习的内容方面存在争论,如选择何种政治体制与实施途径等等,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无疑是当时中国思想界--学习资料分享----WORD格式-专业学习资料-可编辑的基本共识。然而,第一次世界大

3、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战场上的血腥杀戮,战后的民生凋敝、信仰迷失等社会问题,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也引发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否定。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眼里,西方文化开始变得不那么美好,哪怕之前被热烈讴歌的先进科技也受到了严厉批评。一场关于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论战由此展开。1916年到1919年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和《新旧思想之折衷》等文章,鼓吹以东方文明的优势补足西方文明的弊病,从而形成一种调和中西文明长处的新文明。在他看来,欧洲各国在战争中运用其先进科技所制造的武器来杀戮同类,充分显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病,因此,

4、中国人有必要反省之前盲目崇拜西方的态度,并思考东西文化的优劣。一方面,他承认西方的先进科技促成了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这是东方文明所不能企及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误用先进科技会引发灾难,科技越发达,其灾难反而越深重。“西洋社会之经济,因机械之利用,事物之发明,而日益发达,此固科学之产物,为东洋社会所望尘勿及者也。然科学仅为发达经济之手段,苟目的已误,则手段愈高,危险亦愈甚。”②杜亚泉从西方社会的经济目的、技术手段与文明扩张三方面论述了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首先,西方社会的道德状况备受摧残,已经无力指引其经济生活。他认为,西方社会的经济目的在于生产出精巧的工艺品来满足其生活欲望,其所生产的过剩产品不

5、得不销往世界--学习资料分享----WORD格式-专业学习资料-可编辑各地,从而导致民众缺乏生活所需资料,引发竞争乃至战争。其次,西方社会凭借其先进科技,不仅扩充了生产能力,也增强了消费能力,而消费能力的增长要强于生产能力,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加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必然会引发竞争与战争。此外,西方科学思想与工业文明的输入,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近年中以输入科学思想之结果,往往眩其利而忘其害,齐其末而舍其本。受物质上之激刺,欲日盛而望日奢。”③下层民众对生活日常品的追逐,以及上流社会盛行的腐化奢侈的生活方式,强烈地冲击中国社会的简朴节约的道德观念。在杜亚泉看来,东方社会虽然经济生活落

6、后,但其经济目的在于获得充足的生活所需资料,道德风气简朴勤劳、寡欲无求,因而能够补救西方文明的弊病。他甚至认为,西欧各国在战后所实行的旨在解决分配不均、调和社会矛盾的社会政策与社会主义主张恰好契合了中国古代思想。“西洋之社会主义,虽有种种差别,其和平中正者,实与吾人之经济目的无大异。孔子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主义所谓‘各取所须[需]’亦即均之意义。”④换言之,中国的节俭勤劳的道德观念能够引导西方发达而无节制的经济生活。总之,杜亚泉认为,当前既不能抵制西方文化,也不能摈弃中国传统文化,而应该发挥我国文明的优势,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文明。杜亚泉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归因为西方文明的内在矛盾

7、,即以先进科技为手段的经济成就与以满足生活欲望为特--学习资料分享----WORD格式-专业学习资料-可编辑征的道德状况之间的冲突,认为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能够化解西方文明危机,主张调和西方文明的经济成就与东方文明的道德优势来创造新文明。后来这种东西文化的调和论在章士钊那里获得了更为系统与精致的表达。章士钊同样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局势为例来论证“新旧调和”说。1919年,他在《新时代之青年》中指出,“欧洲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