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晋商与城市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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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晋商与城市的繁荣晋商作为我国明清时期最为活跃的商帮之一，在贸易、金融行业曾经称雄一时，为当时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诚信、勤劳的商业道德，使其在国内外拥有极高的声望，成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晋商勤劳、开拓进取的精神，不仅使自身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也为当时各地许多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中国北方内陆及边疆的一些城市，有些是以边防、军备功能为主，有些则是人烟稀少的边境村镇，正是晋商的活动，带动了这些城市的经济生活，一座座贸易重镇因此而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中，山西省内的平遥成为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太原是晋商在山西的交通枢纽，阳曲、祁县、原平、忻州等城市也都是商

2、道上的据点，北部的大同则是晋商对蒙、俄贸易途中的重镇，右玉以晋商赴蒙交易的通道杀虎口(西口)而著名；山西省外，直隶张家口、内蒙古呼和浩特(史称归化、绥远)是晋商“茶叶之路”重要的集散地，多伦、赤峰、丰镇、集宁、包头等地的经济，也都是由晋商带动起来的；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史称库伦)、恰克图、科布多及至今属俄国的唐努乌梁海(图瓦)的商业，更是一度为晋商所垄断。这些城市至今存留着大量晋商的遗迹，流传着各种关于晋商的故事，其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城市：平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宏伟古朴，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激起游人的怀古之情。当我们漫步在恍若隔世的平遥古街道上，欣赏着精美的木结

3、构建筑艺术时，被古城悠久的历史与浓郁的文化氛围所陶醉。同时，我们更当知道，这里曾经一度是晋商，乃至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一代代晋商以其辛劳与智慧所积累的大量财富，在这里“汇通天下”。平遥史称古陶，春秋时期属于晋国，“三家分晋”后属赵国。秦在此设置平陶县，汉在这里设中都县，同时为宗亲代王的都城。北魏时这里始称平遥，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明洪武年间，为了防御北元势力，在这里建筑了高大坚固的城墙。长期以来，平遥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为历代王朝的战略要地。城市的设计、建筑具有相当的军事功能。明清以来，晋商们的活动，拉动了平遥的经济生活，聚集了更多的人气，逐渐将其开发成重要的金融中心。平遥城以南大街为

4、中轴线，北起东、西大街，南通迎薰门，古市楼雄踞中间。鳞次栉比的古商铺林立于街道两侧，呈现出一派古朴繁荣的景象。正是这些古色古香的商业街，曾经控制着全国一半的金融机构，被人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晋商们积极拓展市场，足迹遍布长城南北，货物远销内外蒙古、俄罗斯及欧洲各国。日益扩大的经营规模，需要完善便捷的金融系统，同时，金融业也成了晋商们积累财富的手段之一，于是一批经营金融业的“票号”应运而生。一些大规模的票号总部设在山西，国内外各地设有分号，形成了大规模、跨区域的金融系统。因此，晋商的票号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清代平遥，票号最多时有二十二家，为全国之冠。其中坐落于西大街的“

5、日升昌”票号，是中国金融业的鼻祖，也是晋商票号中的领头羊。清道光四年(1824年)，晋商李氏在平遥西大街西裕成颜料铺的基础上创办了这家以专营汇兑，兼营存放银业务的票号，并于太原设立分号。它的出现，为晋商大规模长途经营提供了便利。于是，日升昌的生意日益壮大，短短三年，就在河南、山东、江苏、奉天开设了分号。19世纪40年代，日升昌的业务扩展到了俄罗斯、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在它的带动下，晋商们纷纷开设并经营票号。以日升昌为代表的这批票号以其充裕的资金、快捷的服务、严格的书写规范、较为完善的安全措施，特别是诚信的商业道德，使平遥成为当时中国金融业的中心。张家口晋商的贸易，促进了山西省内的大小城

6、市的发展，随着他们经营规模的扩大，也带动了一批山西省外的城市的繁荣。其中，河北张家口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就是典型的例子。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西北东三面环山，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周围的山势南宽北窄，到北部有一山口，出了这山口，就是通往蒙古高原的狭长孔道，一直通向喀尔喀蒙古的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被称为“张库大道”。如此的地理环境使得张家口成为一个天生的兵家必争之地。因此，长城居于两山之巅，在山口处的“大境门”扼守着这条通道的咽喉。明宣德四年(1429年)，明朝政府饬令宣府指挥张文营建筑了张家口堡用以驻军。城堡经过五次“展筑”、“砖包”、“加修城碟阙楼”，使其成为易守难攻，雄冠宣府的“

7、武城”。张家口作为战略要地，长期以来是个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在明王朝与北方民族的冲突中，这里是首当其冲的要害。而在和平时期，它又成为巩固蒙汉两族人民感情、沟通中原与草原的经济的边口。始于张家口的“张库大道”正是这些贸易活动的黄金走廊。而晋商则对张家口经济生活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清朝入关以前，一些晋商曾为清军提供过物资及情报，又因晋商对清政府的税收具有重要的作用，于是清朝招抚了一批晋商成为内务府皇商，其中有八大皇商活动于张家口。这些皇商们与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