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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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史的反思＊本文系我博士论文工作的一部分。我的两位导师龚育之教授、孙小礼教授曾给予支持与指导，谨在此表示感谢。袁江洋摘要本文基于对科学史这门学科的整体发展境况的了解，对目前科学史研究中所面临的（涉及科学观、科学史观及科学史方法论这三个方面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分析与探讨。作者认为，科学史的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科学史家在内、外两方面都面临着的困难或挑战；科学史家需要通过一场新的综合重建科学观、科学史观及基本编史原则，全面沟通科学内史与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拓展科学史这门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并满足时代之新的需要。作者还在分析上述诸项理论问题的同时，系统

2、地阐释了作者本人对新的综合的理解，并就其必要性及可能的途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及方案。本文分为以下８个部分：１＞已走的路与将走的路；２＞科学哲学，还是科学史哲学？３＞大写的科学与小写的科学；４＞科学的时间特性、空间特性与人物特性；５＞科学史家独立的历史意识：“礼赞”还是“批判”？６＞辉格史与反辉格史；７＞新的综合是可以期待的吗？８＞找寻兰克－巴特菲尔德镜。关键词科学史，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哲学，新的综合。每一代学者都需要在适当时或必要时就他们所从事或将要从事的学术事业以及他们所走过或将要走的道路进行反思。乔治·萨顿（GoergeSarton，1884-1956）在他刚步入科学史领

3、域时曾经有过一个雄伟的梦想──促使科学史专业化、职业化并对古往今来的科学史作统一刻划以揭示科学发展的历程；在晚年又曾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回顾“已做的事”并展望“将要做的事”。世纪末的到来，更促使人们作世纪的回眸、反思与展望。然而，我们在这里就科学史进行反思，并不只是出于要对世纪末莅临作出某种回应之故，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就科学史这门学科的整体发展情形而言，它早已向我们科学史研究者发出了这样的要求。一、已走的路与将走的路科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本世纪初叶，诞生于现代性社会氛围之中。萨顿持有实证科学观及新人文主义科学史观。他把科学看作是实证知识，是唯一的一项

4、进步的人类事业，把科学史看作是一项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他试图通过科学史研究来揭示人类历史之进步。置身于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不断上扬的时代，萨顿凭其新人文主义历史观对此前的科学史研究进行了综合。尽管他未能实现在一部伟大著作中完整地概括古往今来科学之成长历程的梦想；但他为科学史所作的辩护却在当时赢得了成功。至萨顿时代结束时即50年代末60年代初，科学史在美国开始实现职业化＊＊出于一种巧合，我国科学史研究亦于同时期开始“职业化”。但与美国的科学史职业化过程有很大的不同，这种职业化是在政府指令下进行的。在回顾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在过去40年中所走过的道路时，席泽宗先生写道：“4

5、0年来，我们国家经历的政治风云，给这个研究所成长过程打上了深刻的烙印，95%以上的成果都产生在‘文革’以后的近20年内就是一个明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使大家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1]到目前为止，我国科学史从整体上讲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尚无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全面的、高水准的对话。这样讲的依据是，在我国，内史型的研究在今天仍居于主导地位，而外史型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形成较小的规模。从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书来看，只是在天文学栏目内列有“天文学史”条目，且注明重点资助“内史”。关于西方科学史尤其是

6、近现代科学史，尚存有许多空白地带甚少有学者涉足。关于中国科学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发展情况，也缺乏深入而有成效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方法论上还远远跟不上国际科学史的发展步伐，而且我们还不善于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便使得我们在学术价值取向与定位、基本方法的选取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误。我们以往所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古代科学史，这类研究不但大多是内史形态的考证，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工作是以论证“中国第一”为目的的；然而，从根本上讲，所谓“中国古代科学”压根就不同于西方近现代科学，压根就不适于作纯内史型的理解──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李约瑟才将其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巨著命名为《中国的

7、科学与文明（SCC）》；也正因为我们对此缺乏明晰的认识，我们过去所进行的有关研究才无法从思想层面上或者说从根本上实现对李约瑟的突破。李约瑟的工作仿佛已成我们深感必须逾越同时又深感难以逾越的一堵高墙。出现这样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李约瑟比我们拥有更多更详实的史料，而只能是因为他站在较高的思想起点上而我们既不愿意或不能跟随在他后面亦步亦趋又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起点。我们对于李约瑟工作中的诸多技术性错误作了大量的订正，但却未能在对中国古代科学的整体把握上超越他。李约瑟对于中国科学史有一种整体的同时也是有针对性的理解，他试图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