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鹿洞书院文化看教育管理中的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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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白鹿洞书院文化看教育管理中的人本精神九江学院甘筱青李宁宁教育管理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教育管理的目标与管理对象，有一个“双向育人”的过程。也就是说，教育的“产品”（学生）始终参与自己作为合格产品的“产出”过程。人是教育管理的核心，育人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如何使学校教育真正建立在民主协商、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教育管理机制上，却是一个困扰学校教育的难题。如果我们深入地了解考察传统的书院教育和书院文化,我们或许可以从书院教育的体制、机制和教育方法中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白鹿洞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学术精神、教育风气及思想精髓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审视白鹿书院提炼人本蕴涵书院教育

2、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成就和影响，至今仍然是我们想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需要悉心面对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在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教育史中，白鹿洞书院具有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白鹿洞书院，坐落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背靠庐山，面对鄱阳湖。它起始于唐李渤与其兄李涉隐读，盛于南宋朱熹复兴，绍隆于明清，具有千余年历史文明。根据文献记载，“渤养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后来李渤任江州刺史，旧地重游，于此修楼建亭，引泉植花，取名白鹿洞。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在此建立了“庐山国学”；宋初扩建为书院，并正式定名为“白鹿洞书院”。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院宇，在此亲自

3、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条规和宗旨。白鹿洞书院经过朱熹的兴复，名声大振，誉声鹊起。王昶在《天下书院总志序》中称白鹿洞书院为“天下书院之首”。　朱熹作为南宋时期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整理、扩充和发展了“二程”的学说，建立了“程朱理学”。理学又名道学，是以儒学作为精神主体的，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称之为“新儒学”。以仁义为本、承儒道之精神的宋明理学，是儒学复兴的第二次高潮。朱熹是一个热衷教育、践履笃行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场所几乎遍布宋朝各大1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朱熹的“复性”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

4、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尤其是朱熹在总结传统儒学教育和办学经验的基础上，采用儒学经典中的名言警句，将其汇集成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教育章程----《白鹿洞书院揭示》，卓越地将教育的道德要求、学习方法、处世原则、人格修养融为一体，成为后世书院教育普遍遵照的教育法典。白鹿洞书院之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书院史上有着极其重要位置，因为它倡导了德育为先的思想，倡导了学以致用的学风，倡导了“兼容并包”“穷理求真”的思想。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的“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言忠信”、“行笃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讲明义理、道德修身的教育

5、思想。它们不但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塑造的教育途径，同时，通过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诠释为“为学之序”，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读书问学的根本路径和方法论的精髓。白鹿洞书院的影响，不仅因为是朱熹讲学的地方，也与南宋理学另外两个代表人物吕祖谦和陆九渊有关。吕祖谦为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撰写了《白鹿洞书院记》，陆九渊应要在此讲学，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有《白鹿洞书堂讲义》传世。而这两篇重要文献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国古代书院的基本精神。而白鹿洞书院历代山长和主持们不断承续和演绎的各种“学规”，同样丰富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清康熙年间，汤来贺受聘主事白鹿洞书院时，提

6、出“专心立品、潜心读书、澄心烛理、虚心求益、实心任事、平心论人、公心共学”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旧有非常独到的创见。应该说，白鹿洞书院代表了中国书院的传统讲学精神和文化气象，其自由探究的风气与开放的对话精神、自主的学术创新机制与环境，形成了学术大师云集、师生相互答疑问难、不同观点相互激荡、学术创新与教学活动相结合的良好局面。这不但为教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创新精神的形成。二、传承书院文化厚实人本精神在当代中国，大学必须构筑一个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文化环境，形成一个朝气2蓬勃的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充满着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充分调动人的主体的自觉性与积极性。高校只有通过打造和提升富有时

7、代特征的大学精神,才能真正成为引领社会,培育人才的精神策源地。但是，长期以来，在实用功利主义教育渐趋主导的大背景下，高校的职业化诉求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式向大众化转型的过程中,现代高等教育全面育人目标的弱化日益突出,教书不育人的现象令人担忧。一方面，由于现代学校教育偏重单向的学科知识的讲授，容易造成学生形成被动和简单记忆知识的学习惰性，从而导致学习效果上的重知识而轻素养；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