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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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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内涵、产生时间的界定,以及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规范依据及其趋势的分析,接下来需要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作出相关探讨。应该承认,前文关于非法占有目的内涵、产生时间等的研究,对于该问题已经有所涉及,其也成为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基础。第一节具体个案中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及其问题为了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问题首先有一个更为清晰、直观的了解,我们先来看以下两个案例。案例1:三星公司系1992年8月31日注册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营范围主要为食品和保健品,注册资金为100万元,法定代
2、表人系被告人李国法。1992年10月,三星公司为解决资金紧张,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被告人李国法擅自决定,并指使被告人冻建国、杨玉仙直接负责、会计人员具体经办,分别通过该公司财务部、融资部,以高利息作诱饵,采取对公司员工拉集资提成千分之二作为奖励等办法,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到1998年5月8日案发时,该公司共有4203人次和13个单位参与集资,集资金额达1.8亿元,用新吸收的集资款兑付先前的集资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3亿元,无法返还的集资款共计5000万元。1995年10月,在被告人李国法的直接领导下,被告人冻建国、杨玉仙等人参与研究、策划,该公
3、司又出台了“弹性营销”经营章程:以招收“名誉员工”、收取“商品抵押金(金卡2万元、银卡1万元)”的名义进行集资,以“工资”、“保险”、“福利”等形式给付利息,集资年利率为31.2%(金卡)和28.8%(银卡)。自1995年10月至1998年5月共办理金卡入网5804个,银卡入网50174个,总计以“弹性营销”的名义集资6.1782亿元。案发前退还集资款共计7451.8263万元,尚有5.4亿元集资款无法返还。案发后,依法查扣、追缴了一批总价值为2.5亿元的赃款赃物,并按比例发还了集资者,但仍有3.4亿元的集资款无法返还。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国法等
4、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人民法院最终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案例2:杜益敏系原浙江溢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至2006年6月间,杜益敏在投资美容业、化妆品生意亏损,少量投资房地产开发后退出投资,投资越南矿山和浙江青田钼矿未成的情况下,仍以投资上述项目需要大量资金为幌子,以月息1.8%至10%的高额利息为诱饵,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缙云县等地,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计人民币7.09亿余元,集资所得除归还部分本息外,用于购买房产、汽车、挥霍,至案发尚有1.28亿元未能归还。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杜益敏死刑。应该说,上述两个案
5、例是现实中比较常见也是比较典型的集资诈骗罪行为方式。从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共性问题:第一,比较常见的集资诈骗之行为方式一般是以某种投资、生产、项目等为幌子;第二,集资诈骗中行为人的直观目的一般是用于还款、业务支出或者满足单位、个人的融资需求,而较少一开始就抱着用于个人挥霍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第三,行为人并非不给投资者任何回报,而是偿还了相当一部分的本金和利息;第四,集资诈骗行为一般与单位有关,且这些单位原本是合法存在且具有一定经营能力和偿还能力。其案发原因则主要是因为单位或个人无力足额偿还投资人的投资款项,给投资人造成巨额
6、的财产损失。显然,在这种情形下,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这些案例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争议的原因所在。比如,在案例1中,检察机关便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而在案例2中,被告人益敏的辩护人认为其行为应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理由是其将集资款用于开办美容院、化妆品公司,参与矿山投标、投入房地产公司准备参与房地产开发等其他营利活动,杜益敏不具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但是,无论是案例1中检察机关的意见还是案例2中辩护人的意见,均未能被法院最终采纳。对于案例1,人民法院在裁判理由中写到,“检察机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有关
7、责任人员提起公诉,但从三星公司采取流动吸资、以新还旧、虚构集资用途、以高回报率为诱饵等方法,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被告人明知无法返还全部集资款,仍继续进行犯罪活动,并将集资款大部分用于挥霍性投资。三星公司虽将部分集资款用于返还集资者本金及利息,但从其整个犯罪来看,只是为了进一步骗取公众的信任,扩大集资规模。”尽管如此,我们从中依然无法找出确切的说明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集资款的依据,而最多仅仅是一种推定。实际上,在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我国一直采用推定的方法,这种方法也为我国的司法解释所采纳。但是,由于推定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以及推定本身
8、存在的不足(上文已经提及),决定了在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这便是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认定问题,对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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