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 三个新假说及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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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变迁的三个新假说及其验证作者简介：黄少安，男，1962年生于湖南，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兼产权研究所所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近年来，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倍受重视，许多学者以它作为工具分析、解释中国的制度变革，取得了令人较为满意的效果。丰富的制度变迁事实确实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充实的理论素材，不过，仅仅满足于用既有的理论解释现实，无论是对经济科学的发展还是对现实的解释，都是不够的，需要在对现实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基于主要对中国制度变迁事实的提炼和总结，本文将提出并论证三个关于制度变迁的新假说

2、。←一、“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假说（一）理论假说的阐述1、定义我们观察到许多制度变迁都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开始变革时往往很难，阻力很大，要付出较大的成本，也要冒很大风险——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成本，改革的效益不一定明显。但一旦突破后效益大增，短期内效益提高很快，具有明显的制度变革效益。经过短暂的“变革轰动效应期”以后，趋于平淡，表现出来即是,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制度变革仍在进行，却不再是突破性或轰动性的，往往是对已有制度变迁的完善和修补，表面上好象阻力比初期小了，而实际上阻力或成本被拉长到一个更长的时间期限内，被分摊到更多的时点上，改革的成本是很高的，只是没

3、有集中到一个突破性的时点上，而是被“摊薄”了；另一方面，制度变革的效益也再也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例如：中国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企业是一种突破性制度变革，改革幅度很大。而改成股份制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成为突破后的进一步完善，但是难度却依然很大，需要较长时间和较高成本才能到位，而改革的收益或作用却并不明显。据此我们提出“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递增后递减”假说。所谓“同一轨迹上的制度变迁”是指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发生后，在这个大的变革框架内的制度变革。这些变革具有完善、修补的意义，而不具有革命性意义。也可以认为是依存于主制度的从属制度的变迁，从属制度的变迁只是进一步地挖掘主制度框

4、架所允许的潜在收益，而不是突破已有←的制度框架。这里隐含的一个前提是此处所指的制度变迁是以效率提高为取向的。所谓的“边际效益”是指多投入一单位变迁成本带来的制度效益的变化。“先增后减”是指一个制度在连续变迁过程中制度边际效益先因巨大的成本支出而从一个较低的效益水平上升，达到最高点以后，再持续下降，呈倒“U”形（如图1）。→2、模型描述一定的社会知识存量和资源禀赋决定了社会经济的技术生产边界，制度变迁的目的是选择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形成结构性生产边界，以使技术边界内成本最小而产出最大（诺思，中译本，1999，1994）。当一种效率取向型制度生成以后，其总收益、边际效益的变化可能如图1所

5、示。总收益曲线TR在技术边界之下，当上升到一定的水平时就呈下降形态。也就是说该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和环境适应性决定了该制度的最高收益水平，社会中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效益的差异，尽管每个制度在它自己环境中可能是最优的。一般来说，制度变革过程**本文是“现代产权经济学与中国产权制度变革”这一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该课题得到了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会的资助。同时也是国家教育部九五重大项目“诸城中小企业改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在前一时期的研究和观察中，提出了“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递减假说”。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观察，发现边际收益是先递增后递减。因此对假说做了修正。↑严格地讲，任何制度

6、变迁在发动时，变迁主体在主观上以效率提高为目标的，但实际效果可能正相反。如我国的人民公社制。因此文中所谓的以效率为取向是指变迁的实际效果而言。→由于制度变迁的复杂性，这里只能是近似的描述，曲线表达的只是一个趋势，不具有严格的连续性。中变革总成本和变革总收益都是递增的。并且可以知道，改革既然得以进行，那末收益肯定是大于成本的，所以总收益曲线TR在改革过程中一般位于总成本曲线TC的上方（也可能在短期内TR位于TC的下方，但长期内TR肯定位于TC的上方，而我们讨论的正是长期情况），据此得出总效益曲线TE=TR-TC，由此也可以得出边际效益曲线ME，并且可以看出，在E点边际效益最高，在F点

7、边际效益为零，但此时改革取得的效果最好，即此时收益大于成本的额度最大。图1TRTCETECOFME3、计量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对制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实际上难以计量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尤其是制度的收益。任何制度都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所有收益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小的社会综合体，其生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有形财富的增长，又有无形知识的积累。即使是不好的制度也会生成一些经验与教训。因此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多数不是形式化和准确定量化的，本文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