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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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基于非期望产出模型的分析张军范子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内容提要: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同时由于单一的政治激励加上有偏的经济激励,负面的产出近年来逐渐增加,本文构建了一个框架可以同时衡量财政分权的正面产出和负面产出。采用非期望产出模型计算了各省在1985-2001年的经济效率,我们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状态逐渐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有效率的省份开始从京津塘向沿海地区转移。我们还发现财政分权和开放是能够带来这种综合效率的改善,并且开放能够限制政府在经济中的

2、作用,但是1994年的分税制显著降低了财政分权的作用,同时财政分权在地区之间的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关键词:效率;财政分权;非期望产出模型一、引言以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到今年刚好经历了整整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这一历程带来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GDP增长了14倍,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了6.7倍;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6年的21481万(吴敬琏,2008)。但是伴随着经济开放过程的还有负面产出的增加,比如城乡收入差距和中西部地区间差距的持续扩大、公共服

3、务供给不足、国内市场分割严重、重复建设和效率损失(ZhangandZou,1998;周黎安,2004;王永钦等,2007;)。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不能片面地追求GDP的最大化,而是在保证GDP2快速增长的同时降低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产出,形成一种优质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绝大部分归功于制度上的改革,农业部门的改革使得家庭重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制造业部门引入了物质激励和真实价格,以及民营经济的出现等等,政府在这一阶段逐渐从经济生产中退出,给予经济发展主体充分的激励(

4、Lin,1992;Perkins,1988)。后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各地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外资的引入,这些直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往的理论无法解释地方政府的这种激励,特别是无法解释为何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如此高的热情来参与经济活动。早期用来解释地方政府介入基础设施投入的理论,大部分都认为向地方政府分权能够提高公共品的提供效率,比如Oates(1985)认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更有激励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这直接促进了各地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考虑到公共品的供给,地方政府具有更准*感谢

5、合肥工业大学李静副教授在数据处理上提供的帮助,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陈钊、陆铭、姜建强、王永钦、张晏、章元提供的修改意见,本文曾在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报告过,感谢参与者提出的意见。1这里的负面产出是指我们不需要的产出,这些产出的增加会降低国民福利,比如环境污染等。2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和谐社会的具体内容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关键词还是公平正义。3确的信息,居民的用脚投票的机制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提供优质的公共品(Tiebout,1956)。各地居民对

6、公共品的偏好和需求量是有差异的,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无法满足这种异质性,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更高(Stigler,1971)。因而为了使得公共品的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适当的经济分权是必要的(Musgrave,1959)。但是分权也是有成本的,分权越彻底,地区之间在公共品提供以及经济发展上的规模经济就越低,反之,如果越集中,则中央政府无法协调满足各地的差异性,因而适宜的分权应该是在规模经济和满足差异性之间进行权衡4(Oates,1972)。但是上述的分权理论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Bardhan,2002),因为发展

7、中国家的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以公共福利作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的官员是有其自利的动机(QianandWeingast,1997;Garzarelli,2004),与上述理论的激励基础完全不同。中国从80年代正式开始的经济分权是伴随着政治考核的集中化,经济的发展成了考核地方官员的唯一指标,因而传统的对地方政府的说教行为就转换成为了“标尺竞争”(张军等,2007),甚至是一种“政治锦标赛”(周黎安,2004)。政绩考核的标尺使得地方政府有激励发展经济,加上经济分权,中国逐渐形成了“市场维持型的财政联邦主义”(Jin,Qiana

8、ndWeignast,2005),各地争相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如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地区间的竞争也加大了各地援助国有企业的成本,因而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实证方面关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Bardhan,2002),大部分的研究都支持中国的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发展(Ma,1997;LinandLiu,2000;乔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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