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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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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武汉八一路与珞狮路交叉处的正门口,刻有“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又一次被立了起来。这座样式古朴的牌坊是武大的标志之一,牌坊的背面刻有“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大字。很多时候,一些学生和游客习惯从左至右念牌坊上的校名——“学大汉武立国”。但无论按什么顺序念,这牌坊总能让人感受到武大这所百年名校的底蕴和大气。现代的教育理念和古老的建筑风格似乎在这座牌坊上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而这本身又是武大历史的最好演绎——这所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对于现代化教育的回应。从张之洞1893年设立的自强学堂算起,今年已经是武汉大学的第120个生日。历经百余年
2、变迁,它始终与自由、民主、包容、进步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桀骜超然很多人都会为武大的风骨寻找一个象征——在宋卿体育场和教二楼之间的樱花丛中,有一座振翅欲飞的鲲鹏雕像。雕像的基座上,镌刻着由庄子《逍遥游》演变而来的16个字:“北冥深广,鲲翼垂天,云搏九万,水击三千。”在人们看来,这也许是对武大精神的一种恰到好处的表达,因为这所学校骨子里有一分“云搏九万、水击三千”的桀骜,又有一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逍遥与超然。“武大人往往比较率真,心气儿高,觉得自己是人中龙凤,是鲲鹏。”艺术学院的青年讲师易栋说,在这个独特的校园里,
3、很容易养成一种精神气质:头角峥嵘,格调高华,不卑微,不琐屑。在一次国内大学哲学学院的评选活动中,曾有人给当时的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打电话说:“我们互相投票,你投我,我投你吧?”邓答道:“我们武汉大学的规矩,是按照水平来。”然而,武大人无疑更认同上世纪40年代执教于此的金克木先生的说法:“大学本来就是‘所学者大’,没有‘小家子气’和‘社会习气’的意思吧?”武大人批判精神强,但不爱乱发议论,不会轻易越界。因此,教师中“名嘴”虽多,开微博、公共主页的却不多见,更鲜见“学术明星”、“全能专家”。“做研究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做一分事,说一分话。”武
4、大水利水电学院教授李义天是“973项目”首席专家,30余年来,专注于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论证和研究。但超出自己研究范围的事,他从不发言。“武大的老师做学问,是典型的不功利。”哲学学院副教授苏德超还记得,自己当年跟老师邓晓芒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时,逐字逐句读了6年,连书的一半都还没读完,但由此训练出了扎实的文本研究能力。在很多人看来,武大的超然,与其地理位置不无关系。武汉地处我国中部,生活成本不高,学校也不会片面强调科研的数量指标。在这个校园里,更多人情愿数十年如一日,投入长线、纵深的研究。武大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史良胜曾在北京一所知名高
5、校待过一段时间,他觉得有种“赶着你,让你出成果”的感觉,“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一个项目的效益,迅速进行到下一个项目”。最终,他放弃了国内外的高薪邀请,回到武大,因为这儿“可以从容地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间偏僻的平房内,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76岁的桂希恩教授的时间表,至今仍然每天都排得满满的。2004年,他因发现河南艾滋病村,入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而备受瞩目,之后数年内,却坚决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说,有时间还不如多下几次乡,多看几个病人,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愈艰愈硬珞,意为坚硬的石头;珈,意为玉做的
6、发饰。对于珞珈山的“珞珈”二字,美学家刘纲纪诠释为“珞珞如石,光辉如玉”,喻意这所学校的性格:既有石的坚强,又有玉的光辉。正是由于刚硬的性格,在历史上,情势愈是艰难,这所学府愈是显现出它身上坚忍和刚毅的一面,抗战时期的“乐山辉煌”,便是最好的印证。1938年,武大不得不远走西南,西迁到四川乐山继续办学。校舍虽移,文脉未断。1938年4月29日,“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挂牌并复课。当年7月,珞珈山本部师生员工随时任校长王星拱抵达乐山,“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此后的8年,武大一直在乐山文庙等地办学。这是一段艰窘困厄
7、的日子。米饭中常有沙砾、稗子甚至老鼠屎,因而被戏称为“八宝饭”;没有衣服,许多学生只能将被子毛毯改做外套。8年间,100多名师生被疾病和轰炸夺去了生命,学生公墓被称为武大“第八宿舍”。如此情境下,王星拱仍大力主张“学术自由,无为而治”,多次奔波各地遍访名家,广揽教授至武大教书。8年间,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无论数量和质量,在全国均名列前茅。王星拱还聘请名教授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朱光潜到任后,主抓教风与学风,实行淘汰制,通过月考、期中考,期末考、毕业考等淘汰不合格学生。经济系1942年入学新生128人,到毕业时仅剩下20多人
8、。8年间,仅以“国立武汉大学”为机构署名在《自然》和《科学》发表的科研论文,至少有8篇。1938年至1946年在乐山就读的学生,有12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破旧崇真上世纪80年代,全社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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