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专制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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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开明专制"辨析计秋枫关于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历史，一个被广为提及的概念是“开明专制”(EnlightenedDespotism)。但是，这个概念却极为模糊，关于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有着许多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如科班(Alfredcobban)甚至反对采用“开明专制”的概念，认为它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教科书中的范畴”Ⅲ。另一位著名学者、《新编剑桥近代史》第7卷《旧体制17131763年》的主编林赛(J．O．Lindsay)在该卷中有意识地只字不提“开明专制”这个词语。剑桥史第8卷的主编古德温(A．Goodwin)在该卷(1763—1789年卷)中也没有辟专章论述“开明专制”，而只是在全卷引言中对之作了简单的介绍。关于哪些君主可位于“开明专制君主”之列，同样有着争论，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俄国的叶卡得琳娜二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西班牙的查理三世等人是公认的“开明君主”，但关于其他一些君主，如奥地利的玛丽亚·特利萨，则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如索雷尔(Albertsorel)认为拿破仑一世也属于“开明君主”，还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彼得罗夫娜时期的俄国就已实行了开明专制固。凡此种种，都源于“开明专制”概念本身的不明确。本文试图从历史继承性、时代陡和局限性等几个方面对“开明专制”作一初步的探讨。一、“专制”的历史继承性“开明专制”由“开明”和“专制”两个部分组成。就“专制”而言，“开明专制”与此前的“非开明专制”(姑且如此称呼)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腓特烈二世、叶卡得琳娜二世，还是约瑟夫二世或查理三世，都是典型的专制君主，他们都依靠自己的专制权力，推行其各项政策，不受国会、内阁或地方议会等的限制。腓特烈二世被誉为“开明君主”中的第一人，而他也是其中最专制的一位。1777年，英国驻普鲁士大使休·义律(HughElliot)通过自己的观察这样评价说：“普鲁士君主制令我想起一个巨大的监狱，在这所监狱的中央是一个伟大的看守①R．瓦恩斯编：《开明专制：改革还是反动7》(Rogefwinesed波士顿1967年版，“总论”，第10页。@参见J．F布雷南：《彼得罗夫娜时期俄罗斯的开明专制1741柳R心tⅡ：ne如‘g”。，剧瑚如吨1741一1762)，纽约1987版 万方数据“开明专制”辨析人，他全神贯注地照料着他的囚徒”c1)。另一位英国观察家汉伯利·威廉斯(Hanburywilliams)则把腓特烈二世说成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彻底的暴君⋯⋯总之他最恨的是看到人们快乐，因为他的统治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他的王位是建立在压迫之上的”②。这两位来自君主立宪制下的英国的观察家所作的评语或许有所偏激，但能大致反映开明专制“专制”的一面。正是由于开明专制的“专制”特性，一些历史学家主张摒弃“开明专制”的提法，因为在他们看来，。开明”乃是指18世纪后期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最基本的崇尚“自由”的特点，这一特点与“专制”是格格不入的o。对这个论断，如稍加分析，便显出其存在一定的缺陷。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作为欧洲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对启蒙运动的主流，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理解。19世纪的人们往往把启蒙运动当作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前提，。自由、平等、博爱”等反专制主义的口号被看作是启蒙运动的主要标志，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18世纪下半叶启蒙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情形却有所不同，此时的“启蒙”更主要在于揭示“理性”、“自然法则”、“进步”、“普遍幸福”等原则；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反对君主专制之上，相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倡导君主专制的积极作用，正如E．N．威廉斯所言：“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思潮都在启蒙运动中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持”蛳。我们只要看一下启蒙大师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中对太阳王的崇高赞誉，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君主专制是欧洲近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上一个必然的阶段，当欧洲从中世纪迈向近代之际，专制王权发挥了相当大的进步作用，诚如恩格斯所言：“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固王权在反混乱的斗争中迅速壮大，当诸如教会、封建诸侯等反国家因素被摧毁时，王权就将建立起君主专制统治。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代西欧专制主义乃是主权民族国家的自然延伸。让·博丹在力证主权的绝对性后就接着指出：“主权之存在这一国家的根本属性除了在君主制之下是很难建立的⋯⋯君主制是最终维系一切必不可少事物的神圣之锚”@。君主专制是个不断发展的历史事物，德国学者吕歇尔把君主专制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乃是16世纪以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为代表的“公然专制主义”(confessi。nalAbs。一lutism)，第二个阶段是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王朝专制主义”(courtlyAbsolutism)，而第三个①H．坦普莱：《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皇帝》(HaroIdTemperley，F坩d们地PG撑d￡跏dKdI姗rJ街印^)．伦敦1915年版，第2l页。②H．尼科尔森；《理性时代》(HaroldN1col50n，7kA∥吖R删)，双日公司1961年版．第121贝。②见I．．克里格：《论开明专制的理论》(I．eo⋯dKr”ger，^nE“掣埘f“n岫叫。，Enzt—f删d肌耻眦fj卅)，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④E．N．威廉斯；《欧洲的旧体制16蚰一1789年》(E．N．williams，讹A删眦Regf川nE“砷￡16481789)，搏蒋利·赫德公司1970年版，第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l卷，第452页。⑥转引自GR．埃尔顿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300一1648年》(G．R．Eltoned．，RP”乱枷⋯ndR加煳。fi删1300一1648)，麦克米兰公司1963年版，第13013l页。 万方数据22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阶段则是18世纪下半叶的“开明专制主义”①。在18世纪中叶时，君主专制似乎还有一定的活力。一方面，除此之外的一些政治体制，无论是短暂的英吉利共和国，还是始终风雨飘摇的荷兰共和国，或是一盘散沙的波兰贵族共和政体，都还没有提供什么成功的历史经验，1688年后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当然颇为成功，但它的优越性也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们多少受让·博丹、霍布斯等前人思想的影响，他们大多还相信专制权力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即使是反君权论的卢梭也声称：“正如自然给每个人一种对其所有躯干的专制权力一样，社会契约也给予集团政治一种对其所有成员的专制权力。正是这个受普遍意志左右的同样权力⋯⋯担负着主权的名义。”@另一位开明专制的倡导者、“重农主义”学派⑧的始祖奎奈则声称：“应有一种至上的权威超越于一个社会的所有个人”，他的学生德·讷膜(deNemours)又加上一句，“在同一个国家里存在几个权威的想法是荒唐透顶的”。不仅如此，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对专制权力的拥有者——君主，还抱有相当的信心，狄德罗在撰写百科全书“哲学家”词条时曾写道：“将一个君主嫁接到这种哲学家身上，将产生一个完美的统治者”，他在另一处又很自信地写道：“在当今的欧洲，没有一位君主不是哲学家。”畦’可见，作为君主专制的最后阶段，“开明专制”的“专制”特性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且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鼓励，故它与所谓的“开明”并不相悖。约瑟夫二世在1781年2月给萨尔斯堡大主教的信中写的一段话或许可折射出“专制”与“开明”之间的相互融合：“我统治的帝国必须根据我自己的原则来支配；偏见、狂热、不公正及心智的被奴役必须终止。我的每一个臣民将重新享受到他的天赋自由”固。二、“开明”的时代性“开明专制”仍以君主为轴心，且与此前的专制君主一样地专制，那么，它究竟与此前的君主专制有何区别呢?或者说，“开明专制”的“开明”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如果仅从所实施的政策来分析，很难把握住“开明”的本质。固然，18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并不能以此来区分“开明”与“非开明”。“开明专制”下实行的诸如修桥筑路、整治沼泽、明令立法、促进经济繁荣、压抑地方自主倾向、削弱教会和贵族权势、确立集权官僚机制等政策，此前的“非开明君主”也都曾推行过。路易十四压制封建贵族、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丝毫不逊色于约瑟夫二世和腓特烈二世，更超过叶卡得琳娜二世和查理二世；路易①参见R．瓦思斯编：《开明专制：改革还是反动?》．“总论”，第9页，②转引自I．．克里格；《论开明专制的理论》，第28页。@“Phys·。c功cy”是18世纪中叶以后在欧洲影响极大的一个学派，现通常译为“重农主义”，似不根贴切。浚学派固然强调农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但它并不只是个经济学学鞭，它在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些系统、潦遣的见解。④G布鲁思：《开明君主》((kofer8yB⋯n，1ⅥfEnf培^f州耐皿蹄o“)，霍尔特·菜园哈特和温斯顿公司i976年版，第35、36、38页。⑤s．埃森等人编：《人类的经历；世界历史资料选读》(sydn8yEisenetccd．，丁如日洲n一缸nf“地；R蹦出ngs∽Ⅳo“dH¨幻w)笫1卷，咕考特和布豌斯世界公司1964年版，第214页。 万方数据“开明专制”辨析23十四时代柯尔伯主持下振兴法国经济的种种措施，也比18世纪下半叶俄、普、奥等国的经济政策更值得称道；而彼得一世所行改革的涉及面之宽，似乎还没被任何“开明专制君主”超过。判别“开明”与“非开明”之间的差别，最根本的还在于君主们的气质和观念，即，18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的君主大多爱好读书、思考，用狄德罗的话说就是“都是哲学家”，他们固此受到启蒙思想的巨大影响，启蒙运动的一些新的理念渗入了这些君主的思想意识；而且，各国君主都乐意与启蒙思想家交友并以此为荣，腓特烈二世之与伏尔泰，叶卡得琳娜二世之与狄德罗，约瑟夫二世之与卢梭，都是君主与文人结交的佳话。这种交往，多少带有一些平等的意味，其间也不乏有真诚的友谊。因此，是否接触启蒙思想家，是否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可以看作判别是否属于“开明君主”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因为如此，普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无论作了多少促进普鲁士强大的改革措旋，他那种极端鄙视文人的作风却使他与“开明君主”的称号无缘。同样，奥地利的玛丽亚·特利萨尽管是一位娴熟的改革家，却也难以跻身于“开明君主”之列，因为她对启蒙思想十分恐惧，认为是对其权力的一种威胁。她在当政期间，竭力通过书报审查制度来防范启蒙思想在奥地利的传播①。至于粗鄙不堪、几近文盲的俄国女皇彼得罗夫娜，更谈不上有任何的“开明”。启蒙思想的一些原则，如“自然法”、“理性”、“平等”、“自由”等，时时见于开明君主的言论中。但启蒙思想对开明君主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其有关国家概念的理论。如前所述，许多启蒙思想家也强调国家的专制权力，但对这种专制权力的论证，启蒙思想家有着不同干此前政论家们的新颖视野和角度。在近代欧洲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早期一些政论家往往从政治权威起源的角度来论证国家权力存在的理由，“君权神授论”是最流行的一种理念，它又常常与“君王父权论”联系在一起。17世纪的法国政论家博丹是这种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圣经政治箴言》中声称，“君主是上帝的使臣，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王位并非人的座位，而是上帝本人的王位⋯⋯国王本身就是神圣的”，“而且，我们还看到，存在于人类的第一种权力概念是那种家长的权威，故国王乃遵从了父亲的模式”㈢。这种理念，成了早期专制君主行使统治的一块金字招牌。英王詹姆斯一世本人既是“君权神授论”的倡导者，也是其实践者，他在1558年亲手撰写了一本名日《自由君主之真律》的小册子，宣扬“国王应恰切地被称为神，因为他们在尘世施行一种近乎神圣的权力⋯⋯神有权创造或毁灭⋯⋯而国王亦有以下权力：他们可创造也可取缔臣民；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且除对上帝外，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帕’。詹姆斯一世正是基于这种信念，理直气壮地在英国实施其专制统治。法王路易十四同样坚信“君权神授论”，并以上帝指定的“臣民之父”自居，他在给儿子的信中灌输说：“国王是绝对的‘主人’，就这个‘主人’的本质而言，他们可以自由地全权处置一切”④。因此他敢于公然宣称“朕即国家”。①见s-B．克劳等著t《近代早期史》(ShepardB．c1。ughetc，E口，由肘“⋯，Yme5)，D．c．赫斯公司1965年版，第693页。②B．拂也梅等^编：《西方文明中的大事件》(BrlanTie—yetc．ed．，Gm“』⋯lnwem瑚c{t”z194加n)第2卷，纽约197z年版，第7980页。@见cL贝克尔：《近代史》(carlL¨Becker，删Br”HⅢo口)，西尔弗和伯德特公司1933年，第57页。④B．梯也梅等人编：《酉片文明中的大事件》第2卷，第92贞。 万方数据24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启蒙思想家则全然排斥“君权神授”的概念，他们把论证专制权力的着重点转到了这种权力的目的和效果之上。卢梭关于“社会契约”的论证最后即归于所谓的“普遍意志”；狄德罗则宣称“一切政府的目的是其所统治的社会的利益⋯⋯每个社会都必须建立有足够权力的主权来获取它的目标⋯⋯好的君主知道他们只是因为国家的幸福才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同时代的德国政论家冯·朱斯蒂(J．G．vonJusti)也说：“最好的政府必将是那种最完全地满足其社会内人们生活的最终目的的政府；除了促进人民利益并使之幸福的目的，没有人能统治理性的、自由的人民。”①启蒙思想家的这种对政治权力的新颖论证影响了欧洲君主对国家和君主之相互关系的看法之改变。开明君主不再谈论其权力的神圣性，甚至也不怎么强调自己的世袭地位或其家族的王朝权利，他们更多地把对社会的有用性当作其权力存在的基础。原先那种国家乃属于君主的庞大产业的理念淡化了，被代之以这样的信念：国家是为着社会的公共福利而由政府官吏来执行的一种抽象的、非人格化的权威，君主只不过是这些官吏的首领而已，正如腓特烈二世公开声称的那样：为使主权不偏离其职责，“君主应记住他是与他的臣民中最卑微者一样的人⋯⋯他仅仅是国家的第一奴仆”罾。这个宣称，与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可被看作是“开明专制”与“非开明专制”之间区别的最好写照。三、“开明专制”改革的局限性虽然一些开明君主如腓特烈二世和叶卡得琳娜二世等是些老于世故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政治家，却很难说开明君主对启蒙思想的信奉是虚假的。当他们潜心攻读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时，当他们与这些思想家面对面地交流之时，他们作为个人确实为启蒙思想家的深思和哲理所折服。但在另一方面，开明君主并没有把他们多少信奉的启蒙思想原则完全付诸实施。作为统治者，开明君主的最根本目的无疑还是要保证其专制统治的稳定和加强，“人民幸福”、“自由”、“平等”等迷人的口号，都必须从属于这个最根本的目的。因此，大多数开明君主(或许只有约瑟夫二世除外)在实施具体政策时都与启蒙思想原则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不会为实践先进的理论而冒失去统治之险。1773年叶卡得琳娜二世对狄德罗说的一段活可以清楚地反映开明君主对启蒙思想的立场：“你们哲学家是很幸运的，你们是在纸上写东西，而纸总是很有耐心的。但我，作为女皇，却不得不在人类敏感的皮肤上写字”@。这种立场，决定了开明专制下的改革存在许多局限性。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开明君主不想或不敢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触及根本的社会问题。以腓特烈二世为例。自腓特烈·威廉一世时起，普鲁士容克贵族就成为普鲁士国家的最主要支柱。l739年时，普鲁士军队中245名少校以上的军官除5人外全是贵族冉身，且基本上是普鲁④I．．克里格：《论开明专制的理论》，第53—54页。②A．古禧温主编；《新编剑桥近代史》(AGood⋯ed．，丁恤ⅣPwom6ri妇P‰d一Ⅳi““叫)第8卷，剑桥1971年版，第】7页。@G．布鲁恩：《开明君主》，第75页。 万方数据“开明专制”辨析25士本国的贵族①，由此可见容克贵族在普鲁士社会中的作用。在他们效力于普鲁士军、政机构的同时，他们获得了作为报酬的许多社会特权，如作为农奴主拥有对农奴的支配权等。对于容克贵族的特权，腓特烈二世不愿剥夺或限制，以免触怒这个阶层。这个态度，使得他改革普鲁士农奴制的行动显得虎头蛇尾，终于不了了之。他确曾大力改善了王室直属领地上农民的待遇，解除了他们的许多封建义务，但对贵族私有领地上的农奴制度，腓特烈二世基本上不加过问，相反颁布法令保证贵族领主全权管理其领地的事务，不受地方司法机构的干涉。当1766年西里西哑地区的农奴起来反抗领主、逃入森林时，腓特烈二世甚至派军队前往胁迫农民返回家园。他在1777年对农奴的劳役地租作过这样的辩解：“诚然，没有人生来是其同类的奴隶。人们谴责这种陋习并要求以坚定的力量来废除这种野蛮的习俗的理由是正当的。然而实情并非如此。习俗是建立在庄园主与其居民的古老协议之上的。耕种出地是农民劳役的一部分，如果试图废除这种可恶的习俗，将会引发这个农村的动乱，而且将不得不向贵族提供赔偿以弥补其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为保持普鲁士容克贵族对王权的支持，腓特烈二世只得牺牲他自己从启蒙运动中获得的崇高信仰。腓特烈二世不仅对农奴制改革投鼠忌器，还在其他许多方面维护贵族的特权和地位。他一再重申普鲁士国民旧有的贵族、市民和农民这三个等级之间相互不得逾越㈢，为保证容克贵族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经济独立，l762年他明令禁止贵族土地出售给非贵族的市民阶层，1775年他更是下令，即使贵族通过遗嘱将土地转让给非贵族亦在禁止之列④。这一系列以出身为基准规范社会秩序的做法，与启蒙运动的诸原则相去甚远，也使腓特烈二世着意宣扬并自我标榜的“开明”显得只是欺世盗名而已。虽然腓特烈二世在其他许多方面进行了似乎很成功的“开明”改革，虽然普鲁士在他的统治下稳定、繁荣，但这种表面的强大主要基于腓特烈二世本人作为“伟大的监狱看守人”的才干和声望，农奴制、等级制等普鲁士依然存在的根本的社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普鲁士的强大终将是虚假的。在腓特烈二世去世20年后，普鲁士战败于拿破仑大军，对此欧洲人并不感到奇怪，但令他们吃惊的是，在这个打击下，普鲁士社会竟至于突然的全面崩溃@，这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与腓特烈二世相比，叶卡得琳娜二世在俄国的“开明”改革更显得名不副实。叶卡得琳娜二世比其他欧洲君主更需要树立良好的形象，因为她是个女人，又是个外国人，还是个篡位者，她必须要让俄国人忘却这些。不断地为俄国掠取大片领土是她的一个策略，另一个策略自然是追随“开明专制”的时代风尚。然而，她的“开明”改革，也必须以不危及她的专制统治为前提。俄国社会结构的最突出特征是积重难返的农奴制，对于这个显然有悖f启蒙思想原则的社会制①jP麦凯等人著：《西方社会史》(JohnP．Mck8yetc，AH州。掣。，Ⅳ州mlswz∞r)第1卷，波J。顿1991年版，第545页。@w．胡巴茨：《普哲士的腓特烈大帝》(waltherHubatsch，F坩d盯"^fhGr删∥Pr㈣z口)，伦敦1975年版．第】80一18l页。@见J．罗宾逊和cA．比尔德台著：《近代欧洲的发展》(James}LRol㈣⋯8LcharksABeard．丁^￡仉wf岵m肼f。，lⅥ“PmE“r砷P)．吉恩公司1907年版．第185页。④s．安德鲁斯编：《开明专制》(stuartAndrewsed．，D洲g^咖耐Df‘p。f¨m)，纽约1068年版，第106—107页。@RR帕尔默等人著：《近代世界史》，第346页。 万方数据26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度，叶卡得琳娜二世无意作任何变革，反而加以迎合。1767年她召集俄国各阶层代表召开“立法委员会”以图制定一部新法典，这个举动为她博得了国内外的一片赞誉。但她在召集各阶层代表时，唯独将俄国的农奴阶层摈斥在外。她太需要俄国贵族对她的支持了，由此不惜抛弃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1767年叶卡得琳娜二世颁布的一项法令剥夺农奴上诉控告其领主的权利，从而割断了农奴与国家行政、司法机制之间的最后一条纽带∞。同年，叶卡得琳娜二世写信给狄德罗时称俄国的农奴主“可在他们的领地内做任何他们觉得最合适的事情，除r不能判人死刑，这一点是被禁止的”②，她这样说时竞颇为自得。叶卡得琳娜二世维护农奴制的政策使俄国农村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终于酿成1773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在这场农奴大起义被镇压后，叶卡得琳娜二世并不是试图废除农奴制或至少是改善农奴待遇来缓解矛盾，相反更加依靠贵族农奴主阶层来加强对农奴的控制。到1785年，叶卡得琳娜二世颁布著名的“贵族宪章”，明确给贵族以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如免除贵族向国家纳税、服兵役等彼得大帝时规定的义务，另外重要的一条便是贵族有权拥有或获得“附带居民的土地”，也即附带农奴的领地⑨。在这个法令下，农奴完全沦为贵族农奴主的私有财产，这使得俄国的农奴制发展到了其顶峰。在叶卡得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农奴制的规模大大扩张，到女皇统治末期，俄国3600万人口中有3400万人处在农奴的地位o。农奴的境遇也每况愈下，几近于美洲的黑奴。禁止单独出售农奴的法律形同虚设，农奴被强迫离开故土和家人转卖到其他地方的事例屡见不鲜。人们竟常能在莫斯科的报纸上看到这样的广告：“出售：健壮的马车夫2名；少女2名，18岁和15岁，手脚利索；理发师2名，一名22岁，能读写，会一种乐器，另一名会做淑女绅士之发式。”⑤——这便是“开明专制”下俄罗斯的状况。“开明专制”的另一个根本局限是不相信人民大众的力量，排斥普通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约瑟夫二世的改革是最好的例证。与腓特烈二世和叶卡得琳娜二世欺世盗名式的“开明”不同，约瑟夫二世堪称真正“开明”的君主，他不仅真诚地信奉“自由”、“平等”等启蒙思想原则，还决意将这些原则付诸现实，他因此被称为“皇帝革命家”。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巨大地冲击了奥地利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其财政、税收、宗教、司法、行政、教育等各种改革措施，无不体现启蒙时代的种种进步思想。约瑟夫二世在推行改革时也大刀阔斧，很少拖泥带水，如对待农奴制，1781年，也即他当政的第二年，他便明令宣布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所有农民一律有权自由迁徙、自由选择职业、自由选择婚配，同样的法律又在特兰斯瓦尼亚(1783年)和匈牙利(1785年)相继实施。在他统治后期，他又颁布法令，废除农民旧有的劳役地租@。①o．霍夫顿：《欧洲：特权和抗议17301789年》(OlwenHufton，E“，砷e：Pn。“8胖nndP加r船f1730一1789)，纽约1980年版，第238页。②E．N．威廉斯：《欧洲的旧体制16481789年》，第280页。@A．古德温主编：《新编剑桥近代史》第8卷，第316页。@J．R．斯特莱耶：《文明的土流》(JosephRstrayer，丁^e__Lfa堋f⋯o，cr州理曲o”)．哈考特和布赖斯世界公司1969年版，第510页。@R．R帕尔默等人著：《近代世界史》，第349页。⑥参见M．比洛夫：《专制时代16601815年》(MaxBeloffl7Ⅵ￡AgP。，ms。觑“洲1600—1815)，纽约1954年版，第130133贾． 万方数据“开明专制”辨析27任何改革都必然损害社会一部分阶层的特权和利益，约瑟夫二世激进的改革更是如此。教会势力、土地贵族、哈布斯堡属下各领地的地方势力都越来越不满于约瑟夫的改革政策，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皇帝的改革。但所有这些阻力并不能迫使约瑟夫二世放弃或修改他自认为正确的政策，相反激励他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在他看来，如果他所急切帮助的臣民不能依靠劝说得到“启蒙”的话，那就不得不以武力来启迪他们∞。约瑟夫二世在其执政前期试图依靠行政官僚机制来强行实施他颁布的一系列法令、立法，到了后期，他更是建立r一套秘密警察网络来帮助改革的推行，但这些缺乏坚实社会基础的政策工具显得不堪其任。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末期，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开始失控了，比利时人和匈牙利人在1790年起来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教会势力则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对约瑟夫二世大加责难。作为一个“革命家”，约瑟夫二世身后没有一个支持他的政党，他也没有试图去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党；作为一个专制君主，他还无法意识到大众政治时代即将来临，当然也无从领悟大众政治的真谛。他只能在孤立无援时悲天悯人。在写给他弟弟利奥波德大公的信中约瑟夫抱怨说：“我是唯一把握正确方向的人，而我也是在独自劳作⋯⋯我得不到任何的帮助”。在他于1790年郁郁去世之前，他为自己撰写了这样的墓志铭：“此处安眠着约瑟夫二世，他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时运不济”∞。他的兄弟利奥渡德二世继位，虽然利奥波德在就任托斯堪纳大公期间也素以“开明”著称，但他更懂得如何妥协，在短短两年的皇帝任期内，利奥波德二世取消了他兄长的许多法令。约瑟夫二世轰轰烈烈的改革最终失败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整个“开明专制”的失败，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君主专制主义的穷途末路。“开明专制”作为近代欧洲历史上君主专制时代的一个最后阶段，自有其深刻的历史继承性；但由于受18世纪下半叶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开明专制”又将君主专制主义作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古德温教授对“开明专制”所作的相当谨慎的概括颇值得我们借鉴：开明专制乃是“基于对专制君主制度的新的理论论证之上，采用一些新的行政手段，显示了某种允许作变革的意向．这些变革虽然并不完全按照欧洲启蒙运动的世俗化态度和社会经济理论来设计，但至少蒙上了这些态度和理论的色彩”⑧。但尽管“开明专制”与此前的君主专制之间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差别。夸大这种差别的实际效果却是不适宜的；开明专制下所作改革的两个基本缺陷——不触及社会结构和排斥民众参与国家政治——使得它与此前的君主专制一样无法解决欧洲各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本文作者计秋枫，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210093](责任编辑：赵文洪)①M．s．安德森：《18世纪的欧洲17131789年》(M．s．Anders。Ⅱ，EM仲⋯￡艇E增mPF”班＆H扭q1713—1789)，纽约】961年版，第126页。②J．R．斯特莱耶：《文明的主流》．第515页。@A古德温主编：《新编剑桥近代史》第8卷，第16页。 "开明专制"辨析作者：计秋枫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210093刊名：世界历史英文刊名：WORLDHISTORY年，卷(期)：1999(3)被引用次数：1次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1.王晓德.WangXiaode早期美国人的欧洲观及其影响[期刊论文]-历史教学2006(7)2.陈广宏关于中世文学开端的一点想法[期刊论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3.陈文海令人遗憾的800字——评《西方国家形态史》等著述对“intendants”的有关论述[期刊论文]-世界历史2000(3)4.徐以平.王芬"开明专制"与君主专制[期刊论文]-历史学习2002(1)5.庄清蓉.ZHUANGQing-rong我国史学界在"欧洲专制制度"研究中的几点争议[期刊论文]-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1)6.秋风别滥用"封建专制"一词了[期刊论文]-各界2008(1)7.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梅杜舍夫斯基.张广翔.A.N.Medushevsky.ZHANGGuang-xiang比较视角下的俄国专制制度[期刊论文]-北方论丛2009(3)8.鹿春艳从中世纪的市民社会透视西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期刊论文]-安徽文学（评论研究）2008(4)9.冒锦华.刘炜平怎样正确认识欧洲封建国家改革的历史地位[期刊论文]-历史学习2001(4)10.吴志辉瑞士宗教改革之特征探析[期刊论文]-绥化学院学报2006,26(2)引证文献(1条)1.许屹山试论近代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学位论文]硕士2005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ls199903003.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