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

《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中，唐王朝称得上是相对开明的。其表现有三：一是以君王专制为主导的封建政体。在这种专制政体中，君王拥有至高无上、勿庸置疑的权力。二是建立了一套较为健全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在功能上互相协调配合，又相互监督制约。三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儒道释思想文化多元共存、互补的格局，并且对于一切外来文化采取开放、融摄的态度。尽管在不同阶段，这种开明专制并不平衡，程度倚轻倚重，社会或治或乱，然而它在维持唐王朝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

2、开明专制，成就了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并且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在这种开明专制之下，有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即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似乎正为这种开明专制作了其实武则天执掌政权之初，也是想要广收人望，遵守前朝制度的。后来则转变为实行严刑峻法，“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2]（第2143页）。据载：武则天还曾经派遣专使去外地审狱断案，“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4]（第6471页）。为此御史中臣、知大夫

3、事李嗣真上疏曰：“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4]（第6471页）可见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正常制度亦遭破坏，以至于由武则天特派的官员一人独断专杀了。其中最为酷烈者，要数长寿年间派遣使者诛杀六道流人一案。当时只因有人告发说岭表流人中有“阴谋逆者”，便分遣使者前往各地杀害流人总计数千人，其恐怖的景象不难想见。《旧唐书》列传记载当时之酷吏，有来俊臣、周兴等11人。“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尝列举当时酷吏

4、已死者及未死者，加以惩处，凡二十七人。……此二十七人，盖当时为虐最甚者，其余尚难悉数。”[10]（第142页）这些酷吏乘着专制暴虐的威风，肆意招集告密，罗织罪名，陷害良善，枉杀无辜，罹难受害者不可胜计。所以《旧唐书·刑法志》说：“垂拱已来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滥。”唐玄宗李隆基夺取政权后，拨乱反正，朝廷多次修改律令，又制定了《唐六典》，其时天下太平无事长达数十年，出现了史家所称誉的“开元之治”。治乱盛衰之机，在于玄宗本人的腐化，而导致李林甫的专权。李林甫为人口蜜腹剑，为了耽宠固权，“复起大狱以诬陷所

5、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等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3]（第1415页）。安史之乱后，天下纲纪崩坏，朝政混乱万状，逶迤以至贞元、元和年间。永贞革新是当时一批志在刷新、除弊图强的年轻士大夫的可贵尝试，然而它很快便归于失败。宪宗即位，朝局大变。史称“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11]（第335页），又称宪宗“用刑喜宽仁”[13]（第1417页）。但看他对于王叔文集团态度之严厉，以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显现了这位专制君主性格气度的褊狭与刻薄。二、到贬谪地后的待遇。贬官皆是负

6、罪之人。在朝廷的文书中，经常将贬官（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一直到长庆年间，朝廷才申明贬官与流人的区别：贬则降秩，流为摈死。也就是说，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流人则是刑法量罪的判决。这也从反面说明，贬官与流人差别不明，容易混淆。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张说在武后长安三年因直言触怒权贵被贬岭表。《旧唐书·张说传》载：“（张说）坐忤旨配流钦州，在岭外岁余。”钦州在今广西。张说在其《端州别高六戬》诗中描述边地环境之恶劣：“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又王昌龄天宝七年被贬龙标尉，龙标即叙

7、州谭阳郡郭下县（今湖南黔阳县），《元和郡县志》引《荆州记》云：“溪山阻绝，非人迹所能履。”可见贬官在地域安置上也和流人差不多了。贬官的待遇，由此也可以大体想见。具体说来，贬官的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唐会要》卷四一载：（左降官）至任日，不得别摄余州县官，亦不得通计前后劳考。元和十二年四月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赏，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当斗争酷烈时，贬官的生命则可能受到威胁。如以下的事例——（天宝六载）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复皆杖死。……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

8、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罗希奭（殿中侍御史，为李林甫之爪牙）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排马牒至宜春，李适之（左相，贬宜春太守）忧惧，仰药自杀。至江华，王琚（曾任户部尚书，贬江华司马）仰药不死，闻希奭已至，即自缢。[4]（第6875页）（永贞元年）八月，壬寅，贬王亻丕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王）亻丕寻病死贬所。明年，赐（王）叔文死。[4]（第7619页）贬官得以重返京城，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也主要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变，或因新皇帝的即位，或因党争易帜，而得到朝中权势援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