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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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释，而非“从逻辑上”使其声名扫地。与阿维泽·塔克尔(AviezerTucker)一样，我仍然认为历史主义是历史学学科合理性之核心。我的确同样认为，这种合理性的核心中尚有许多悬而未决的东西。①但是正如奎因教导我们的那样，人类对于现实的所有理解都是这样的情形。②有了这些新的好迹象，我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寻求一种调和一一既是为开启实际自然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向度，也是为给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恢复某种学科合法性的意义，以反对那种在我看来是对其在语言学上的消解所做的夸张的、后现代的描述。如果我们首先丢

2、弃那种关于科学必须是什么的实证主义幻觉，还有那种语言绝不可能表述具有主体间性的洞见(即经验性的指涉)的后现代主义错觉，我们便可以转向历史研究能为何物的问题，并且将有关史学实践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带回到一个理智的语境之中。(本文译者陈栋，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进兴中国与西方向来被认为两种最具历史意识的文明，彼此的交流史不绝书，但却各自发展出别有特色的史学，隔绝竞达数千年之久。⑧这种情形直迄清代末年方有改观。始自2O世纪之初，凡是志在打倒固有史学、开辟新

3、局的史家，均资“新史学”为名号，以正当化其揭竿起义的事为；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均层出不穷，殊值留意。不料于此，中西史学终于有了一个汇聚点。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一文，④直可以视作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⑨而在西方，则有鲁滨孙(JamesHarveyRobinson)的《新史学》一书，相互辉映。⑥中、西“新史学”各有根源，内容亦不尽相同，⑦但是“新史学”的“新”字，除了标示时间的序列，本身即是价①AviezerTucker，OurKnowledgeofthePast．②奎冈对这个未决性的论题最清楚的表述是在“

4、OnEmpiricallyEquivalentSystemsoftheWorldErkenntnis，vo1．9，1975，PP．313-328．③HerbertButterfield，TheOriginsofHistory，NewYork：BasicBooks，1981，PP．138—139另可参见札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1章，第2页。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第2册，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第1—32页。⑤梁氏完备成熟的论述则见诸《中国历史研究法》(1

5、922)、《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二者均收入《饮冰室专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⑥JamesHarveyRobinson，TheNewHistory：EssaysIllustratingtheModernHistoricalOutlook，NewYork：FreePress，1965．该书出版于1912年，收集作者自1900年以来所发表的文章。首篇的标题便是《新史学》(eNewHistory)，发表于1900年。该书在2O世纪初期影响并带动美国的历史研究甚巨。请参见黄进兴：《历史相对论的回顾与检

6、讨：从比尔德(Beard)和贝克(Becker)谈起》，《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l17—125页。⑦在1890年代，西方学界即倡议开创一种别出心裁的“新史学”(NewHistory)，与以兰克史学为首的传统史学相区别。主要代表在德国有兰普雷希特(KarlLamprecht)，法国则有贝尔(HenriBerr)，美国则有特纳(FrederickJ．Turner)等，不过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参见Ernst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7、andModern，Chicagoand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4·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值所在，而至于内容为何，似无关紧要。盖自20世纪以来，新史学运动在中、西均前仆后继，此起彼落，迄21世纪，西方犹有标示“新史学”，大谈最新历史动向者。在中国，“新史学”经梁氏登高一呼之后，传统史学洞门大开，积极迎纳西方思潮。自此，中国史家为求改造传统史学的企图始终未曾动摇。而后现代主义恰巧代表晚近西方一股崭新的思潮，其遭遇甚值观察。在讨论二者之间可能的关系之前，首先

8、，必得了解中国新史学的趋向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区隔。其次，才能叙及后现代主义大致的论旨，特别是它对新史学的冲击。梁启超鼓吹的“史学革命”，虽发生于百年之前，但其所厘定的方向，却有变，有未变。有变的是：当时为应付时局所引介的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史学，今皆时过境迁，需要改弦更张。原来于中国旧学问当中，便有“崇经黜史”的倾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