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文体备于战国_说平议_何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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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体备于战国”说平议何诗海内容提要“文体备于战国”说在描述战国文章的繁荣局面，揭示战国文章发扬《诗》教、深于比兴、敷张扬厉等特点，以及战国之文对后世辞章的影响等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刻性、正确性。然而，章学诚在以《文选》诸体论证这一问题时，却理据不足，时有牵强、片面之失，故其后又有文体备于西汉、东汉和唐宋等种种争议。尽管如此，这一命题突破了传统文体学热衷于追源溯流，专注于考证个别、具体文体发生状况的局限，更重视从宏观上考察一个时代文体的发展、兴盛及衍变情况，全面把握文体发展衍变轨迹，揭示其内在规律，因而比考证文体起源具有更宽广的学术视野、

2、更显著的思辨色彩和理论价值。这一命题不仅为传统文体学注入了崭新的内容，更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给当时及后世文体学以丰富的启迪。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开篇提出“至六艺只是到了后代，才被尊为六经；在其产生的时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代，只不过是对职司所掌政教典章的历史记载，如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论断，此即著名的“文体“《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备于战国”说。这是一个意蕴丰富、充满张力的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文体学论题，既富启发意义，又易引起分歧，而“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正

3、因如此，章学诚反复目前学界对其理论内涵尚缺少全面充分、细致深强调“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入的探讨。笔者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及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同好。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故“学一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三代以后，官学失守，“文体备于战国”说的基本前提是“战国为文“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章之盛”。战国何以臻文章之盛？章学诚通过追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溯学

4、术发展流变对此作出解释。《校雠通义·原道》：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形成“六艺道“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息，而诸子争鸣”的学术文化格局，故云“至战‘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国而著述之事专”。专门从事著述者大量涌现，为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使自己的著作行之久远，必然产生对文辞的崇尚，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这是战国文章趋盛的基本前提。而文体的兴起与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赅备，又必然以文章写作的兴盛为前提。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

5、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战国之文，是“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的结果，因此，诸子争鸣尽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在章学管昭示着道术分裂，“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诚看来，古代官师不分，政学一体，故无私家著述。不容遽昧也”。之所以“不容遽昧”，盖因“战·121·文学评论　2010年第６期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诗教上》论曰：之风。后人弃本逐末，既无专门成家之学，又“无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遂致文章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

6、之成理者，必有得于之衰。章学诚由此得出“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端亦已兆于战国”的结论。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以上分析表明，“文体备于战国”说并非单纯、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孤立地考察文体问题，而是有着丰富的意蕴，实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包含“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庄》、《列》寓言假像，《易》教也。邹衍侈专”，“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又多出于《诗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教》”等分命题。章学诚以战国文体为枢机，逻辑法

7、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严密地论述了这些命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出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它杨、墨、尹文时代思潮对文章、学术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及“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体备于战国”这一论题的重大意义，即所谓“知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之遗也。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在章学诚看来，“道备于六经”，六艺作为三代政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

8、可与典，足以尽道之体。诸子之能争鸣者，必有得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道体之一端，以成一家之言、专门之学，而追溯其源，皆本于六艺，如老、庄本于《易》教，管、二商本于《礼》教，申、韩本于《春秋》教等。诸子皆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