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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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　陈平原　　　记得是1986年岁暮的一个晚上，王瑶先生让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上面刊有他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引发出此后的研究计划，也可说是此书的胚胎，故全文引录如下：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过去只有诗文评或选本式的东西，第一本《中国文学简史》是外国人写的；林传甲、谢无量等早期中国人写的文学史，文学

2、的范围及概念都十分驳杂；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鲁迅慨叹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我们可以加一句说，有史自鲁迅开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梁启超的《中国韵文的变迁》和《饮冰室诗话》等，以及钱钟书的《管锥编》，都可以从

3、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小说、戏曲等在封建社会没有地位，研究的人很少，情况固然如此；但即使过去很受重视的书如《诗经》，《皇清经解》和《续经解》中收了那么多关于《诗经》的著作，但很少有取得突破的书，只是到了胡适、闻一多等人那里，才开创了新的局面。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

4、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这一点无论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或是从具体的学科建设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王先生说，这个发言很受重视，好多朋友劝他把这作为一学术课题来完成，可他精力不济，无法独力承担；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愿意参加，他可以领个头。我当即表示很感兴趣，建议写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或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学术史著作。先生又征求了好多师友的意见，越聊越得意。到第二年夏天我帮着填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申请书》时，先生已恨不得马上动手。只是碍于课题组成员还没能完全进入状态，才稍为耽搁了一下。    原先申报研究项目时，

5、课题组除王先生作为负责人外，还有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六位中青年学者。听完先生畅述研究设想后，发现不少题目非课题组成员所能撰写；于是改为聘请学有专长的专家就其熟悉的题目撰稿。为了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和撰稿人，先生可谓费尽心机。那阵子只要学界友人来访，必谈此事。我因常到先生家走动，发现他几乎每天都有新想法。所谓“发起几例”，实非易事；后人习以为常的东西，草创时却需披荆斩棘。若只选六七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那倒好办，大家意见相对一致；可先生认为这样不足以体现这百年的学术变迁。而选二十家可就麻烦了，因同样“级别”的学者颇多，取舍不容易。单

6、是为了确定这“二十家”，先生写信、打电话乃至上门拜访，不知征求了多少专家的意见。先生有的从善如流，有的则“固执己见”——因其代表了先生的学术追求，旁人不一定能够理解。至于寻找研究者，也非易事。一来学术史研究并非独立学科，历来不受重视；二来完成此课题需有古典文学和现代学术思潮两方面的兴趣和知识积累，合适的人选不多。先生斟酌再三，举棋难定，直到与所有拟议中的撰稿人交谈过，并获得某种理解和心灵契合后，才舒展了眉头。　1988年的元旦刚过，王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在镜春园家中召开第一次课题组会议，陈述他的研究设想，并征求诸位撰稿者的意见。那天

7、先生情绪特好，谈笑风生，说这是他平生最后一项学术事业，也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在这次会议上，约好年底前各自拿出初步的写作大纲，以便互相交流，使全书具有某种整体感。    这年的十一月，课题组在北大勺园计会，讨论全书体例和各章提纲。王先生再次陈述其研究设想，并对每位撰稿者的写作大纲提出具体意见：，先生事先做了相当认真的准备，其批评大部让当事人出一身冷汗。看先生胸有成竹的样子，课题组同人纷纷要求先生早点把慨论性质的“前言”写出来，以便各位撰稿时参阅。可先生说只能“同步进行”：正是在与诸位的争论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完善自己的想法的。

8、    本来约定第二年十月完成“前言”和各章初稿，然后再次集会讨论近百年的学术思潮。可1989年春夏之间的政治风波，使这一切都落了空。最初的动荡过去后，王先生隐忍悲伤，多次与我商谈此书的撰写情况。当时有人怀疑此书的价值，断言即使写完也无法出版；也有人因各种原因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