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主旋律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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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高考1977》谈上影集团出品的“主旋律电影”2009年4月21日10:16    在艺术的功能系统内，通常把电影的功能区分为：审美功能（作者电影，或者说文艺片）、认识和教育功能（主流电影，在中国，更确切的称呼是“主旋律电影”）、愉悦功能（娱乐片）三类。在20世纪80年代，区分这三类电影并不困难，但自从中国电影开始面向市场，电影企业开始自负盈亏，尤其民营资本甚至境外（海外）资本进入电影制作、发行过程之后，电影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这时，不仅文艺片需要进行商业包装或制造一定的“卖点”，娱乐片也需要体现出一定的艺术水准才能被观众接受，而“主旋律电影”也开始重视票房，努力圆融商业性、艺术性和政

2、治性。　　本文以上影集团近年出品（部分为合拍片）的“主旋律电影”为论述对象，重点分析两部“建国60周年献礼片”：《黎明行动》（2008，导演包福明）、《高考1977》（2009，导演江海洋），以见证“主旋律电影”在市场化背景下的三种创作倾向。　　一、宏大历史题材的个体化表达　　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主要题材是革命历史的回顾、伟人传记，以及时代英雄、时代精神的银幕再现。这样的题材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恐怕只可仰视而无法平等交流，这就需要寻求“宏大历史题材的个体化表达”，即选择一种个体化的视角来结构情节，从一个横断面来观照历史，使影片既有史诗般的厚度，又具有个体性的真情实感，达到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感召力的水

3、乳交融，进而对当下现实产生积极的启迪意义。　　如影片《高考1977》，其背景是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这一事件是中国十年浩劫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分水岭，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开始苏醒并探索前进的道路。但是，影片没有用高调的政治术语来为“恢复高考”作历史性的评价，而是聚焦于一群下放到黑龙江的知青在参加高考过程中的种种迷茫、阵痛、憧憬，以及他们为了改变命运而与现实、体制进行的种种抗争，进而挖掘“恢复高考”对于个体的意义：个体可以不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永远与“大学”失之交臂，也不会因为领导的为难而寸步难行，他们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这种改变，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变革，更是一种政治理

4、念，乃至伦理环境的变革：从“集体伦理”到“自由伦理”。——注意影片最后老迟在广播里念的那份录取名单，那些在农场里只有一个抽象标签（知青）的群体，那些原来只能在抽象的民族、国家、集体的利益中发挥自己作为螺丝钉功能的“元件”，一旦身处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将恢复他们作为个体的种种差异性，呈现种种不同的个性偏好：有人读中文系，有人读数学系，还有人读法律系，有人读机械制造系，等等。　　而且，影片《高考1977》还从一个哲学高度来肯定“恢复高考”的意义，那就是将被异化为“政治符号”、“革命工具”的“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真性情的“人”。如影片中的老迟，作为“体制”的维护者，时刻把“组织”、“纪律”、“政策”挂

5、在嘴边。他永远随身携带的那枚公章，象征着体制的权威和国家的意志，也是对知青进行管理和规训的一个紧箍咒。但面对这些“知青”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不屈抗争，尤其面对陈琼父亲那种大无畏的父爱，老迟冰冷坚硬的心开始融化，从一个专制的“国王”回归为一个严厉的“父亲”，从一个冰冷无情的“国家权威”形象还原为一个具有人情味的长者。这正是影片所要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人性的回归”。　　可见，《高考1977》没有“以大写大”，而是“以小见大”，通过几个人物的心灵轨迹来折射“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人”的解放与“人性”的回归），具有高度的历史浓缩性和主题的深刻性。　　确实，“主旋律电影”要表达政治意识形态，要

6、实现对观众的“教化”。但是，直白的政治宣传，概念化的人物塑造，空洞的标语口号，公式化的情节只会遭到观众本能的拒斥，只有让观众沉浸在一定的艺术情境和艺术感染力中，与影片中个体性的人物命运感同身受，才能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思想认知和价值判断。　　二、“主旋律叙事”的时尚包装　　麦茨在对影院机制和观影心理的讨论中，凸现了三个关键词：认同、窥视、恋物。如果不惜损折麦茨理论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可以将这三种观影心理作通俗化解读，——观众的观影愉悦来自三个方面：对影片中人物或现实中扮演该人物的明星的认同，观看奇观性景象（不仅是女人的身体）的满足感，对电影中技巧、生产电影的技术设备、电影衍生物（如海报、衍生玩具

7、、明星签名等）的迷恋。这三种观影心理在好莱坞商业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凸显，而且一些艺术电影也开始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观众的这三种观影心理。这时，中国的“主旋律电影”要走向市场，让观众进入故事情境进而接受影片中承载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样要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三种观影心理作出呼应。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开始启用一些时尚明星（包括港台明星）来增加卖点，如《邓小平1928》（2004，导演李歇浦）中就出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