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女人”—女性主义观照下《简•爱》人物形象分析 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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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女人”——女性主义观照下《简·爱》人物形象分析CrazyWoman——AnalysisofJaneeyerCharacterImagewithFeministReflection摘要首先，纵观维多利亚的时代背景，父权社会的强权政治在女性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疯女人”的出现是对历史上被压迫和剥削的女性的还原。其次，“失语”代表了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是女性无法为自己辩解的悲剧。它不仅反映了一般女性脆弱的命运，也暗含了作者本人在写作时被压抑的情绪。而在各种压迫中，“性属压迫”最为根本，在普遍的男性话语中，女性成为罪恶的代名词，社会之塔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妇女。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简·爱集结了所有女性美好的期望，最后在对罗切斯特的征服中达到了反转男性对女性掌控的目的，实现了女性把握自己命运的要求，显然这是作者所希望的。而“疯女人”绝不是单一的角色辅助，她带着所有女性的怒火化身为复仇女神，她是简·爱潜伏起来的真正“自我”，是真正的简·爱。表面上她意在破坏和干扰，而实际却帮助简爱实现了反抗的目标。关键词：疯女人；女性主义；形象；失语者；潜意识17 AbstractTobeginwith,lookingatthebackgroundofVictoria,thestrongpowerofpoliticsofapatriarchalsocietyimprintwomandeeply,"MadWoman"isthereductionofwomeninthehistoryoftheemergenceofoppressionandexploitation.Secondly,the"aphasia"isonbehalfofasecret,atragedythatwomancannotdefendforherself.Itnotonlyreflectedinthefateofvulnerablewomen,butalsoimpliestheauthor’semotionsinwriting.Oppressioninall,"sexoppression"isthemostfundamentalone,inmalediscourseenvironment,womenbecomesynonymouswithevil,andtheshadowoftheTowerofsocietyalwaysshroudedwomen.Butwherethereisoppression,thereisresistance.JaneEregatheredalltheexpectationsofwomen,andfinallyattheconquestofRochestershereachedareversalthatisfemaleinthecontrol发ofmaleandsheachievetherequirementsofwomenwhowanttotaketheirowndestiny.Apparently,itisthehopeoftheauthor.The"MadWoman"isnotasingleauxiliary,shetookallwomen'sangerandbecometheNemesis,andsheistherealJaneEre.Onthesurfaceofthisnovel,sheintendedtodamage,whileactualityshewashelpingJaneachievesthetargetofresistance.Keywords:Crazywoman;Feminism;Image;Aphasiaperson;Subconscious17 目录摘要IAbstractII引言1一、“疯女人”：浮出历史的表面1二、对“疯女人”失语者身份的深追踪3（一）“无声”的反抗：作家的女性意识3（二）社会之塔的阴影：“性压迫”5三、“疯女人”：简·爱的真正“自我”9（一）“本我”遭遇困境9（二）“自我”的内涵10（三）“自我”与“本我”的斗争11小结15注释16参考文献17谢辞1817 引言在《简·爱》中，夏绿蒂·勃朗特塑造的“疯女人”形象一直备受争议。我们不解的是，作者安排她神秘的出现，而后又让她离奇的死亡，这究竟是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提到“疯女人”，因为和她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恐怖、黑暗和精神错乱的“发疯”行为，她的死也理所当然，否则无法给读者一个满意的团圆结局。人们通过缅怀男女主人公最终牵手的幸福故事，实际是在进行并完成一场自我境界的精神领域的革命洗礼。那么“疯女人”呢？这个诡异的像幽灵一样的女人，她存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历来的评论家往往忽视了“疯女人”的价值，认为她只是为了情节需要而添加的角色，女权主义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为“疯女人”独树起了一面标新立异的旗帜，称其为“真正的女性之声”。由此，我们坚信了这样一种真相：“疯女人”并没有疯。西蒙·波娃在其著名的《第二性》中说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大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①从罗切斯特的合法妻子沦落为黑夜的困兽，再到毁灭的复仇女神，在“疯女人”的身上，女性的原始本能逐渐从隐性走向显性，从幕后走向前台。反抗的道路永远是曲折的，但反抗换来的姿态却是重生。对“疯女人”的研究是为了努力还原她的真正面目。一、“疯女人”：浮出历史的表面“当男人耕作之犁取代了女人用的锄头时，便破坏了母系社会的经济基础，母系社会的意识形态根基便逐渐瓦解了”②女性因为在体力、智力以及在参与社会方面的劳动付出远远少于男性，因此被排挤在男性创造世界的渊源之外，在那以后，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的文明里，女性都受到男性的歧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父权社会在限制和压迫女性的基础上得到巩固，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19世纪的英国也无法背离这样的历史使命，女性受到男性盘剥和压迫的现象比比皆是，“女人的命运是体面地服从”①，“疯女人”也不例外。《牛津英语词典》对“服从”这个词语的解释是：在某个君主，或者别的统治者或较高的权利的控制之下，受控制的行为或事实；在另外一个人的支配或控制之下的状态；派生出屈从一词……被控制、被暴露或受制的状态；倾向……逻辑。同样为女性，为什么伯莎和简爱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两位男性对伯莎·梅森最终走向毁灭的命运的干涉是最具有“刽子手”17 性质的。与伯莎相比，简爱没有父母，也没有结过婚，她是一个完整的她自己；而伯莎的身份首先是“女儿”，其次是“妻子”，她悲惨的遭遇是基于“父权”和“夫权”这两种关系的成立，换句话说，是受制于她特殊的处境——她必须“服从”于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的枷锁，否则她无法存在。先是父亲一手遮天的包办婚姻，在没有征得她同意之前就把她嫁了出去，至于所嫁对象是谁，她毫不知情；接着便是在和丈夫的婚后生活中遭受了非人的虐待，罗切斯特不仅霸占了她的财产，还任意的将她软禁，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就连最后喘气的空间也无时不刻被其严密的监控（罗切斯特雇佣仆人对她进行看管），那是“野兽的巢穴——妖怪的密室”④。那么关于男性创世说，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它表现了男性的意志以及试图掌控世界，让女性臣服的状态和愿望，这也影响了女性的思想。在《圣经》中，作为女性代表的夏娃不是和作为男性的亚当同时出现的，她被说成是上帝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而用他的一根肋骨做成的。基督神话让女性的依附性、介于男性的被创造性成为定理，形成了以后被男性公认、被女性内化的“原罪思想”。女性从未考虑，被尊为“上帝”的这个人，实际也是男性形象的化身，凝聚着男人的压迫统治的强烈愿望，女性的缄默更是让这样的状态可以持久发展，结果男性用男性的语言、意志、逻辑俘虏了女性，让她甘愿“服从”。“父亲”的形象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深信不疑的“上帝”在家族中的代言人。在此基础上，“所有的欧洲法典，都是以教会法、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女人都是不利的。”①19世纪的英国法律规定，女儿在没有出嫁以前是属于父亲的财产，父亲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她的一切。显然，可怜的伯莎从出生的即刻起，便陷入了父权文化的掌控。以往对于“父亲”的认识已经不再是单独的概念，相比于繁衍种族的生理属性和保护家庭成员的责任，他更是一种权利意识的象征、文化制度的典型。当伯莎嫁给丈夫的时候，丈夫又成为了她的新任“监护人”，这是对伯莎施行的第二次强权压迫。“19世纪保守作家博纳尔（Bonald）宣称，妻子对于丈夫，犹如孩子对于母亲”①这里并不是说妻子可以从丈夫那里得到像母亲对孩子的那种关爱，而是说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就像孩子永远要承认是母亲给予他生命一样，是丈夫给予了妻子“第二次生命”。这里对“第二次生命”的理解和新任“监护人”所联系，我们必须要看到女性婚姻在男权掌控下的交易性。孩子永远属于母亲，妻子连同她的一切也都永远属于丈夫，母亲和孩子之间割裂不断地血缘关系是妻子在任何时候都要无条件“服从”17 于丈夫的悖论。伯莎结婚以后，她带去的三万英镑的嫁妆财产都归罗切斯特拥有，丈夫占有妻子的财产成了天经地义的事，“直到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通过后，英国妇女才拥有自己的财产。”⑦这足以说明当时女性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女性生来的任务好像就是在等待给予男性，充其量只是一个转交的载体。而在这之前，她是属于父亲的财产，父亲把她嫁出去，倒不如说是把她丢了出去。可以说这样的婚姻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目的性，女性不仅没有选择的权利，也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她不但要承担繁衍种族的生理命运，而且还要潜在地帮助男性完成传承父权社会关系的隐形任务，从父亲到丈夫，从丈夫到儿子，女性被牺牲了，但是男性社会的关系网络则更加坚固了。失去了经济基础就等于失去了一半的自由。当人们阻止了罗切斯特和简爱第二次婚姻的时候，人们发现了“疯女人”被囚禁的事实，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是持反对态度，人们只是因为罗切斯特第二次婚姻的不合法而谴责他，而不是因为罗切斯特私自囚禁伯莎·梅森的不道德事实而谴责他。显然，囚禁“疯女人”是人们公认的丈夫的合法的权利，这再一次证明了英国的法律是偏向男性的。“疯女人”的特别之处，那就是她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是一个生理残疾的人，她没有思辨的头脑，因此也就失去了像简爱一样可以自行处理问题的能力，来不及反应，也无法应对。父亲对女儿没有心疼和不舍，丈夫对于妻子没有温柔和关爱。“疯女人”一开始的出现，在她身上就呈现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摧残的最残忍的一面，“疯女人”是当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父权文化的牺牲品，是现实生活中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不幸女人的典型。二、对“疯女人”失语者身份的深追踪福柯在她的《疯癫与文明中》指出：“当人放纵其疯癫的专横时，他就与世界的隐秘的必然性面对面了；出没于他的恶梦之中的，困扰着他的孤独之夜的动物就是他自己的本质，它将揭示出地狱的无情真理；那些关于盲目愚意的虚浮意象就是这个世界的‘伟大科学’（MagnaSdend）。”⑪（一）“无声”的反抗：作家的女性意识早先的女权主义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就在其所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假定了作者和文本中的特定角色之间存在某种契合，指出“那些女性角色所呈现的‘疯狂’并不是偶然的，是女作家深沉心理的隐喻性表露，是她们反叛冲动的投射”③。这不得不使我们对“疯女人”和作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在夏绿蒂·勃朗特的时代，从经济状况来说，女性的情况是有所改善的，其中就体现在中产阶级女性大都17 可以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往由父亲主管的自己自足的家庭生产模式被工业化所取代，因此女性争取到了在家庭以外的新的机遇，她们可以在闲暇的时间进行丰富的阅读，这就为她们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尽管如此，女性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仍处在没有实权的表象，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的男性都要求并限制他的妻子留在家里面。“那时，女性特质的普遍理想化人物是一位优雅、富裕的女士，除了操持最有保障的家庭生活外，没有任何其他顾虑，完全依赖自己成功的丈夫，当他结束每天公共领域里的工作回到家后，为他提供一个平静、舒适的天堂。”⑥从简短的话语中可以看到，不管是年龄还是阶级的改变，女性从根本上仍然无法摆脱家庭的限制，所谓女性的“自由”任然受制于被男性奴役的状态。女性想要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她至多可以顺利地以间接方式介入男人的事业”①。什么是间接的方式呢？这和夏绿蒂又有什么关系呢？法国的埃莱娜·西苏在她的《美杜莎的笑声中》中呼吁妇女进行写作时就说道“这种事是留给那些伟大人物的，也就是留给‘伟大的男人们’的”⑨，“假如她不是一个他，就没有她的位置。”⑨19世纪的女性作家大都被隔离在文学创作之外，只有男性才被承认有写作的能力，女作家要写作，也不得不是以男人的身份出现，她们只能用伪身份进行创作。夏绿蒂在发表《简爱》时故意用了男性化的笔字“柯勒·贝尔”就足以印证了这种间接的参与的形式。可以说，丰富的阅读为以夏绿蒂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储备了饱满的热情，但是男性对于女性的这种蠢蠢欲动的改变和渴求欲望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观望和排斥，甚至在弗洛伊德等人的观点来看是把女性当做竞争对手予以劝勉的，他们不希望女性参与写作，其中是为了减少自己的威胁，也是尽量保持自己男性的地位。从夏绿蒂的创作过程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束缚对女性作家的压抑。而这又和“疯女人”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女性话语自我否定的形式，身体通过这种形式表示因社会条件限制无法用语言说明的信息。”⑥苏珊·鲍尔多在她的《不能承受之重》中就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和男性在吃东西方面的不同要求，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受到的限制：通常男性被鼓励尽兴的吃，而女性只能小口小口的吃；妻子也必须是在丈夫享受完美餐以后，姗姗来迟般地吃剩下的饭菜，甚至当时有明文规定把描写妇女进食视为一种禁忌。吃饭和“口”有关，而“疯女人”的失语也和“口”有关。所谓的“失语”就是没有话语的状态，这不得不让我们形象地联想到作家和她文笔的关系。女性在“口”上受到的“贵男轻女”、“先男后女”以及“无女”的限制就如同女性作家在写作时面对的“重男斥女”的社会境况一样，社会不允许女性作家抛头露面的写作，因此“疯女人”代表了女性作家被“封口”的事实，也就是被抹去了可以大方写作的机会。其次，“语言不是把人们与现实隔离开来的囚牢，作为一个系统，它总是存在与历史的、特定的叙述中，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场所。”“话语权代表着政治权，政治权决定了话语权。”⑫“失语”17 是所有男性所希望的女性的状态，因为它代表了一种驯服和绝对的服从，表现在女性作家不得不先牺牲自己，然后服务于男性，按照男性的社会标准进行写作。但“疯女人”的失语状态也揭示了她处在政治斗争的最不利层面，代表了她的话语是一种无权的话语。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男性让女性作家陷入了一种被利用的情境。它没有声音，没有语言，但是却向我们陈述了女性作家的不在场的事实。更为可悲的是，女性作家还不能将这种不在场的事实公之与众，换句话说，就像一个人虽然受到了欺负，但是却不能告诉所有人他受到了欺负。“疯女人”的失语也代表了“封口”的“封口”，具有双重性。最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作家用想象中的荒诞的形象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这也是具有可能性的。美国的芭芭拉·约翰逊在探讨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基》的动机时，就把怪物的形象一方面归结于玛丽·雪莱对男性作家拜伦和雪莱等人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诸多不满和冷落，以及自己作为女性作家的特有敏感和嫉妒心的投射。“从这个角度讲，玛丽的故事暗示：不论是女人对写作的渴望还是男人对孕育的渴望都可依靠生产怪物得意满足。”⑨也就是说，荒诞的形象可能更接近真理，作家在感情汹涌澎湃之时，无法直抒胸臆的表达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是比较容易将矛盾的复杂的情感寄托于一个天马行空的形象，它的夸张完全是由于作家思绪的混乱和不稳定。但是不稳定性只是最初的发展状态，是作家呈现给我们的外貌形象。当作家准备赋予这一形象以一定的存在意义，那么这个形象就逐渐被作家本人所掌握。在这样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形象中，作家无非是要将它控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疯女人”不是一个随意的角色，它是勃朗特有意安排的角色。尽管黄源深在其所译的《简·爱》版本的译序中指出“《简·爱》绝不是自传，也不是自传体小说”④，但不可否认的是《简·爱》确实含有自传的部分,主要在于文本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叙述。那么女性主导文学，设置女主角，这就表现了女性试图掌握话语权的强烈愿望，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但另外一方面也在于“语为其人，言为心声”的真正内涵，即所说的话就是心中的声音。因此，如果说简·爱是正面的作家女性意识的正常反映，那么“疯女人”就是被压抑的女性意识的表述，她的“失语”是对19世纪女性作家受限制状态的回应。就像它本身所呈现的失语面貌一样，是女性作家小心翼翼在男权社会寻求生存权利的状态——“我宁愿在屈从中存在，也不愿不存在”⑤。（二）社会之塔的阴影：“性压迫”作为西方“厌女症”代表之一的男性学者阿奎那宣称“女性是‘迅速生长的杂草’，是男人的仆从，且只有男人才拥有使用语言的能力，女性臣服于男性标志着理智的归趋。”③17 这显然是对女性的诋毁和剥削。但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如果作者迎合了阿奎那的这种观点，剥夺了“疯女人”的话语权，是否想证明“疯女人”被压抑的最深的那部分内容呢？福柯在他的《尼采，系谱学，历史》中解释道“身体是受到事件铭刻的表面”⑧，那么生活会在一个人身体上打下深刻的烙印，是历史的反应。“疯女人”的生活分为婚前和婚后，而尤其集中在婚后的生活是她发疯频率最高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答案直逼压迫“疯女人”的丈夫罗切斯特。格里尔在《女太监》中提到女性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压抑，其中包括性压迫，弗洛伊德也把性压迫作为自己著书的出发点。显然，“性压迫是其他所有压迫的基础”③。我们对“疯女人”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她的对立面人物罗切斯特的话语了解的，罗切斯特的话语是一种男性的话语，“在普遍男权主义的语言里——一种阳具逻各斯中心的语言——里，女人成了那不可再现的。换句话说，女人代表了一个不能够被思考的性别，是语言的不在场和晦涩难解的部分。”⑧罗切斯特对自己行为的诡辩是男性试图为自己对女性实行的性压迫行为进行的脱罪，“疯女人”的失语状态为罗切斯特提供了他可以进行性压迫的条件。首先，他力争在简爱面前证明自己是个有情意的人，称对妻子的照顾已经仁至义尽，但是“男人并非完全献身于他所树立并声称要实行的善，他与恶保持着可耻的联系。”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把婚姻不幸的责任完全推给“疯女人”，并夸大自己痛苦的感受性。他承认伯莎·梅森曾经是一个有着貌美外表的女性，但一口咬定自己是被父亲和兄弟骗婚，更可耻的是他说自己是因为无知才被“疯女人”勾引的。他用了“勾引”两个字。罗切斯特完全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正常人，如果他没有迷恋伯莎·梅森的美色，没有这样贪婪的欲望，又怎么会被“疯女人”迷惑，和父亲给他定的这门婚事一拍即合呢？他完全可以拒绝，另做其他的选择和安排。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女人之所以不能作牧师，一个既定的理由是，女人只要往那里一站，就会勾起邪念。”⑥这是多么混乱的逻辑，但是确实是被男性们定为纲常。显然，罗切斯特的话语代表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普遍看法，女性的身体始终是被看做罪恶的，如果男性被挑起了欲望，那么错不在男性本身，矛头却指向了那个无辜的女性。“疯女人”的失语代表了一种无言身体的象征，而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是蔑视的。其次，结婚后的生活让他感到一片狼藉，他说是因为“疯女人”毫无节制的“冲动”。他称伯莎·梅森是“一个恶劣、疯狂、没有人性的伴侣”、“桑菲尔德的泼妇”、“西印度荡妇”、“一个声名狼藉的母亲的真正的女儿”、“一个既放纵又鄙俗的妻子”，是“所见过的最粗俗、最肮脏、最下贱的属性”、“她的放肆已经使发疯的种子早熟”、“17 没有一个以卖淫为业的妓女会使用比她更污秽的字眼”。在他眼里，妻子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女妖”、“魔鬼”的代名词，非他同类。卢梭就曾宣称女性的性欲极为可怕，并且没有节制，显然这是对女性的侮辱。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罗切斯特和卢梭的共通性，他们过分夸大了女性的生理属性，并且以此来证明自己具有清白的品质。我们可以想象，不知世事的“疯女人”不可能在新婚之夜主动提出相应的性要求，反而是罗切斯特最具这样的可能性。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男性扮演主人角色，占有劣等的造物”①，他的陈述是对他实际上对伯莎提出了性要求并且在之后对她进行了诱奸的巧妙诡辩。作者给予了“疯女人”一个不健全的身体，就从心理上剥夺了她的性意识，并让男人来完成这种侵略，他是具有性优势的，两人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性使他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一种女弱男强的性压迫形式。显然，失语的状态也代表了另外一层含义：男性通过斥责女性过分的纵欲或贬斥女性在某一方面的无能来神话自己，往往他们自己的话语却是狂妄的和自大的，表现出对女性的任意践踏和蹂躏。再次，他认为“疯女人”的冲动是恶劣的、低俗的，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当罗切斯特把伯莎·梅森禁闭在桑菲尔德的阁楼之上的时候，他却在欧洲过着放荡的生活。一个妻子和一个丈夫，一个丈夫和三个情人，这种量化的关系揭示了男性才是罪恶的魔鬼，是有着贪婪欲望的主体。罗切斯特拿着本来属于“疯女人”的财产尽情的挥霍和享受，却将“疯女人”打入无底的深渊，他的自由自在和心安理得和“疯女人”被囚禁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一个丈夫，他并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是他开启了“疯女人”的欲望之门，却又将她搁置在一边不闻不问，十年的囚禁，十年的隔绝，罗切斯特已经对“疯女人”的妻子实行了身体上的暴力和性虐待。关于身体上的虐待，在众多的表现中，有一种表现就是将对方关在房间里或壁橱里，罗切斯特就是将伯莎囚禁在黑暗潮湿的阁楼之上，并且一关就是十几年。而性虐待的表现也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是嘲笑对方的身体，贬低对方对性的感觉，还有就是称对方为娼妇或荡妇。显然罗切斯特的话语暗示了他对伯莎实施虐待的事实。我们可以从当时法国的法律规范中窥探到英国妇女窘迫的状况：“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丈夫可以因通奸将她单独监禁，提出和她离婚。如果丈夫当场捉奸并把她杀死，法律认为他是可赦免的。而丈夫只有在把姘妇带到家里才应受到惩罚，也只有在这时妻子才可以提出离婚。”“离婚在1826年被废止，直到1884年还没有恢复，当时离婚仍很困难。”①显然，男性在法律上比女性有更多的特权，他们不但对妻子拥有处置权，还能在自己背叛婚姻和家庭时及时为自己脱罪，女性无处伸冤，只能默默忍受。所以“疯女人”的失语也表现了女性在婚姻制度中本身的进退维谷的境地。17 另外，为什么他纵欲就是可行的，而“疯女人”就是龌龊的？为什么他可以来去自如，而“疯女人”必须在那个黑暗的密室独守其身？从作品中我们了解到，“疯女人”也有清醒的时候，她并不是完全的发疯了，如果罗切斯特给予相应的呵护和照顾，给予温馨安全的环境，把她置身于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中，“疯女人”是可以进行调理，有望恢复健康的。正是他的遗弃和残忍，才让“疯女人”的病情越发严重，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到“妻子越是感不到性满足，这种激情就越是具有疯狂、占有和妒嫉的形式。”①“‘杀夫‘是女性性虐待的绝望的怒吼，是男女两性间性矛盾的极端解决方式。”⑩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对于当时刚和罗切斯特结婚的伯莎来说，她的疯病并没有完全发作，她过分的冲动也许只是她作为女性感受性的表达了她自己的欲望和要求，但是在罗切斯特口中，就被说成是夏娃引诱亚当偷吃禁果的故事的翻版。“疯女人”的失语也代表了女性健康的被剥夺以及欲望的失落。除此之外，他嫌弃伯莎·梅森是个下贱的胚子，认为她是非类，那么他是否像他说的那样，禁闭了这个非类的“疯女人”，断绝了罪孽的渊源，然后在他欧洲的旅途上找到抚慰心灵的良药，达到了重生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他对待情人的态度上看到他对自己行为解释的逻辑上的断层，他无法说明囚禁“疯女人”是必须的和善良的举动，是对伯莎最合适不过的待遇。他说他有过三个情人，对于这三个情人的相识，除了赛莉纳·瓦伦他有具体的交代，后面两个情人他只是用轻微的话语稍稍带过，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美貌绝伦”是这三个情人的共同特点，他的妻子伯莎也曾是个貌美的女子。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明罗切斯特作为男性在挑选女性作为自己配偶方面其实是具有自己的眼光和标准的呢？并非像他解释的那样偶然和毫无方向感，是碰巧遇到，碰巧被打动，是缘分使然。有了这样的标准为前提，他又是怎么描述他和情人们最终的分离呢？他说道“嘉辛塔肆无忌惮，性格暴烈，过了三个月我就讨厌了；克莱拉诚实文静，但反应迟钝，没有头脑，很不敏感，一点也不对我口味。我很高兴给了她相当一笔钱，替她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行当，体面地把她撵走了。”④“讨厌了”、“不对我口味”、“高兴地撵走”，这些词语的背后充分暴露了他在思想中把女性看做把玩的对象的本质，并且服务于男性的要求。他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或者罪恶，反而只要他感觉不满意了，他就可以对这些女性进行随意的处置。总之，他喜好的反复无常性成为了他可以决定与一个女性交往和断绝和这个女性交往的真正的原因。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猜想：罗切斯特选择简爱是因为他有了新的标准，简爱的与众不同不过是激发了他又一轮的新鲜感和征服欲。如果没有遇到简爱，那么他择偶的标准永远不会改变，那么是否会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甚至更17 多的情人。换句话说，无论罗切斯特采取了怎样的行动，他总可以为自己找到适当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被他巧妙的转变成为了“保护”这些女性而设定的。真的是这样吗？罗切斯特的话语不过是隐藏男权世界专制面目的遮羞布而已。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他抛弃他的情人是因为她们让他感到乏味了，那么他囚禁伯莎也并非像他说的那样是没有出路的出路，他完全有可能借着先进的医术，充裕的阳光等等条件来帮助自己的妻子回归正常，而不是采取暴力的手段把她囚禁起来。显然罗切斯特只关心自己的感受和利益，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名誉受损，不让自己被折磨，对伯莎采取了一种对他最为有利的方式，“在男性的手中，逻辑通常是一种暴力的形式，一种狡猾的专制。”①福柯在他的《文明与疯癫》中就指出囚禁是一种为了掩盖真相的需要，罗切斯特在简爱面前极力为自己辩解，将“罪恶之花”完全抛给了有着智力障碍的“疯女人”身上，在这个过程中他隐藏并反转了自己其实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的一面，将自己规避为一个最无辜，最受欺骗和遭迫害的人。总之，罗切斯特所说的事实都不是事实。“疯女人”的失语是女性遭受各种性压迫的集中体现。三、“疯女人”：简·爱的真正“自我”弗洛伊德在他的人格理论中把人的心理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不同的“我”有不同的特质和状态，保持自己的原则。他把“本我”看作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亦即以快乐为原则而进行的活动。而“自我”是为了调整“本我”的活动使之更加规范化、合理化。“超我”则是在二者达到平衡以后所达到的理想活动。“弗洛伊德认为无数的行为都由性角色（asexualcharacter）的潜意识的兴趣所支配。”⑨那么他所说的“潜意识的兴趣”其实就是这个“自我”。菲尔曼也说：“女性就是不可思议的压抑本身”⑨，这里的“压抑本身”亦即人的“自我”，因为压抑，因此更容易潜藏自己真正的欲望，被藏匿起来的欲望就是人的“自我”。可以说“自我”对一个人的人格起着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它最终以一种隐秘的外泄的方式向我们逐步展现。由此我们猜测，伯莎·梅森是由简·爱发展而来的潜意识，是简·爱真正的“自我”。（一）“本我”遭遇困境简·爱的生活经历了恐怖的盖茨黑德府、苛刻的罗沃德寄宿学校以及幻灭的桑菲尔德庄园，在其中她体会了人生的冷暖，感受到了亲情、友情、爱情的不同方面，而以爱情给她的影响最为巨大。爱情降临了，冲突随即而来了。朱迪斯·巴特勒在他的《权利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的绪言中提到了“17 强烈的依恋”的观点，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成为他自己，必须有所依恋，依恋的开始表明了一种屈从。他举例说道“孩子不知道他所依恋的是什么，然而婴儿和孩子为了生存和成为自己，必须有所依恋。”⑤那么在到桑菲尔德以前，简·爱的生活是平静的，尽管她遭到了里德舅妈一家的冷漠对待，遭遇了寄宿学校非人的折磨，但是她在一层一层的社会屈从中始终和这个社会保持固定的距离，保持着自己，因此成为了之前的自己。但是爱意的萌发使简·爱遭遇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有了温暖的体验，有了先后对比，心中的天平开始抖动了。她逐渐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完全把握自己。她要成为她自己，就必须有所依恋，然而依恋的代价就是“要作为自己的持续存在，就要渴望自己的屈从”⑤，而她将要屈从的是她爱着的贵族罗切斯特，那么罗切斯特是父权文化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她的爱情始终与普遍的政治所联系，与历史所交错，也就是说她将屈从的不仅仅是一位男性，而是整个男权社会。面对爱情，面对罗切斯特的“诱劝”，面对自己对父权社会的先有的观察和认识，简·爱陷入了焦虑。（二）“自我”的内涵“19世纪‘女士’的理想化形象是敏感、爱空想、性欲被动、性情多变但迷人。”⑥事实证明，越是能符合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的女性都会得到男性的肯定和赞美，而越是反叛的女性则会成为男性奚落和社会攻击的对象，处在这样一个理想和信仰被限定的强权社会，女性总会滋长表面顺从和内心反抗的两面，而包容和毁坏则是这两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简·爱》的故事最终以“疯女人”的死亡和女主人公的回归和好宣告结束，尽管温馨浪漫，值得回味，但是对于简·爱以爱情的名义重新回到罗切斯特怀抱的理由总让人觉得不够满足和单薄。仅仅从罗切斯特来看：他对妻子表现出了冷漠显示了他是一个自私的人,简·爱不可能不对他的人品有所挑剔；再者，大火之后，他不再英俊漂亮，而且还残疾随身，如果说简·爱可以克服自己作为女性的虚荣心重新接受罗切斯特表明了她对爱情的执着，那么作者刻意安排她重持额外财产的目的就显得多余，她完全可以什么都不需要依靠来证明自己的决心和意愿，这样故事就更感人，更令人信服。但是作者并没有这样安排，大费周章的回归显然并不是那么单纯，作家的匠心独运的思路也显得另有目的，那么这和“疯女人”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疯女人”在情节脉络上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她的每一次袭击，都侧面导致了简·爱与罗切斯特的靠近，最后罗切斯特不得不依靠简·爱生活，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男人被描绘成心醉神迷的俘虏，这其中也包含着一层隐喻，即许多女人都渴望她们的丈夫和情人成为情感的俘虏。”⑥17 女性更可能的会通过征服男性而成为新的自己，以此认定自己的价值。因此，她一方面努力成为父权文化所期待的那个人，但另一方面又努力用意志来让自己保持清醒，“包容”的行为由简·爱本身完成，而“毁坏”的行为则由“疯女人”完成，而实际掌控事件动向的完全是这个看似相貌平平的家庭女教师。苏珊·鲍尔多在她的《不能承受之重》中谈论节食患者为什么要节食时反应了一种苛刻的现象，节食患者之所以节食因为他怕只要他开始了第一次吃东西，就停不下来，每一次对自己的放纵就需要在下一次用更大的意志来控制。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他就干脆节食，远离食物。也就是说，为了不让自己拥有欲望，那么就干脆断绝欲望。但我们知道，欲望是不可能被彻底断绝，甚至因为刻意的排斥，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会变得更强大。“先看看这个隐喻：饥饿……贪婪……大量和过分的需要……没有节制……总是想要……总是想要太多的温情、保证、感情和性的接触，还有关注。这是女性对自己普遍的感受。”⑥也就是说，简·爱努力的排斥“本我”的需求（这其中包括对爱的渴望、对男性的掌控、对金钱地位的欲求），在自我关照和监督下不断的拒斥，警告自己，每当她伸手去碰触她内心真正渴望的时候，她的“自我”——“疯女人”就作为恐吓的面貌出现，让她退回。“疯女人”身上承载了历史的压迫，她是试探，是牺牲，也是教训，更是警钟。但每一次“本我”在“自我”面前的妥协，都会为最后“自我”的最终爆发蓄积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达到了简·爱的“本我”和“自我”无法包揽的状态，矛盾的极致——“自我”的“疯女人”在频频袭击后，最后火烧桑菲尔德，自己跳楼身亡。但也因为如此，“超我”层面的简爱实现了。弗洛伊德说“在自我的自我保护本能影响下，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所取代，现实原则不放弃最终获得快乐的打算，但要求并坚持使满足延迟实现，放弃它的多种可能性，在通往快乐的漫长而迂回的道路上暂时忍受‘痛苦’”。⑬对简·爱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呢？显然是对自己作为女性处境的安全考虑。父权社会把理性归于男性，把肉质归于女性，认为男人才配拥有意志。故事的结局，简·爱不仅拥有了一大笔可观的财产，也成为了罗切斯特的左右手，女性反转了男权社会对自己的操控。而“疯女人”是必须的,她的袭击不仅是作为简·爱单独出现的，更是一场在爱情的嫁纱下，对父权文化的彻底的淋漓尽致的反抗发泄。（三）“自我”与“本我”的斗争当简·爱第一次和她的潜意识碰面的时候，是简·爱刚落脚到桑菲尔德的时候，简·爱不仅带来了她自己，还带来了她的潜意识。费尔法克斯太太带着这位陌生的家庭女教师进行参观，当简·爱俯瞰了周围美丽的环境然后从狭窄的顶楼下来的时候，她听到了一阵笑声，那笑声其实是来自“疯女人”的，但简·爱自己并不清楚。我们不禁质疑了：为什么一向平静如水的桑菲尔德，尤其在简·17 爱来临的日子里开始激荡起了不平静，为什么非要让这个运气较差的家庭女教师听到了这诡异的笑声，让她拥有了探秘的可能性，而不是其他的人？显然简·爱和“疯女人”从一开始就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简·爱是这么形容这笑声的：“这笑声很古怪，清晰，拘谨，悲哀。我停下脚步来，这声音也停止了。刹那间，笑声重又响起，声音更大，不像才起来时虽然清晰却很低沉。这笑声震耳欲聋般地响了一阵以后便停止了。”④但是当简爱叫了费尔法克斯太太过来以后，这位太太对这笑声的解释显然与简·爱的感受有着不同的出入，她说这笑声是阁楼上的女仆格雷斯和另一个女仆莉娅在一起“闹闹嚷嚷”的声音。我们都知道如果两个人打闹那么声音应该是犀利或者张扬的，气氛应该是活跃的。而唯独简·爱感受到的这笑声是“拘谨”的、“悲哀”的，这是为什么呢？并且这个时候，“笑声又响起来了，低沉而很有节奏，然后以古怪的嘟哝声告以结束。”④我们注意到简·爱听到的笑声无论在声音的大小上，发音的力度上以及声音的快慢起伏节奏上都与这后来听到的笑声有着巨大的区别。简·爱听到的笑声铿锵有力，百转曲折，“我停下脚步来，这声音也停止了”，这不是很奇怪吗？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笑声只是在简·爱单独一人的时候才表现出它具有的“活力”和蠢蠢欲动的样子，她随着简·爱的出现而出现。真正关于简·爱潜意识的出处，文本是在第十三章中体现出来的，罗切斯特在透露他对简·爱的喜爱的时候，他说道：“瞧，它又现形了。我敢肯定，它不是魔鬼，或者要真是的话，它披着光明天使的外衣。我认为这样一位美丽的宾客要求进入我心扉的时候，我应当允许她进来。”罗切斯特温情的告白显然已经打动了简·爱，但是简·爱的回答很耐人寻味，仿佛话中有话，她说道：“别相信它，先生。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天使。”④在罗切斯特的召唤下，简·爱显得不知所措，她一方面极力保持着自己矜持的女性自尊，又一方面似乎在表达着难言之隐。她没有立马答应罗切斯特的请求，而是和他周旋起来，“别相信它，先生。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天使。”简·爱对自己仿佛有着很清晰和彻底地认识，她强调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天使”，以此来告诫和奉劝罗切斯特最好不要接纳她。“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天使”，从简·爱对自己的描述中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她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内心所担心的那部分内容，并且害怕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她想警告罗切斯特但并没有阐述的很具体的东西就是她存在的潜意识。此时，之前在桑菲尔德听到的诡异的笑声——简·爱未察觉的潜意识，与即将觉醒的“疯女人”伯莎·梅森——简·爱已经察觉了的潜意识，通过简·爱本人的默认和认可达到了前后的串联。简·17 爱第二次和她的潜意识碰面的时候是在罗切斯特对她讲述了他和情人塞莉纳·瓦伦的故事以后。就像简·爱本身所说这无非是一个上流的有钱的公子哥对一个法国舞女的恋情。但是这样的讲述还是在年轻的简·爱心中留下了痕迹。一方面是日益滋养的爱情，但另一方面是年龄比她较大的罗切斯特复杂而又深沉的背景和经历，他曾被一个情人背叛，他是个有着情人史的男子，这是简·爱当时仍然无法肯定自己的原因。罗切斯特不断地将过去的塞莉纳·瓦伦与现在面前的简·爱做对比，他说道“我知道我选择的是怎样的一类头脑，十分特别，独一无二。幸而我并不想败坏它，就是我想这么做，它也不会受影响。你与我谈得越多越好，因为我不可能腐蚀你，而你却可以使我重新振作起来。”④罗切斯特所说的话是否可以真正相信呢？显然，简·爱的忐忑从她无法正常的睡眠表现出来，她一心想为罗切斯特的哀伤而哀伤，但是从自身考虑，又无法排遣内心的疑惑和对罗切斯特话语是否出于真心的焦虑，这个时候，简·爱的潜意识再一次出现，提醒着她并警告者她，“就在那时，我的房门似乎被碰了一下，仿佛有人抹黑走过外面的走廊时，手指擦过嵌板一样。”“那是一阵恶魔般的笑声——压抑而低沉，仿佛就在我房门的锁孔外响起来的。”“当我还在凝神细看时，那怪声的声音再次响起，而且我知道来自嵌板的背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时爬起来去闩好门，接着我又叫了一声：‘谁在那里？’。什么东西发出了咯咯声和呻吟声。不久那脚步又退回走廊，上了三楼的楼梯。”④简·爱这一次潜意识的出现，是她妄图在罗切斯特身上挖掘更多她想知道的秘密而出现的。于是，火烧罗切斯特的场景就出现了。简·爱指使着自己的潜意识“疯女人”火烧罗切斯特的房间和床铺，但却被简·爱本人又制止了，这显然是一次精心而巧妙的安排，烧死罗切斯特并不是简·爱的本意，她的本意在于让“疯女人”出现然后放火烧罗切斯特的房间所达到的效果，那么罗切斯特得益于简·爱的挽救才幸免于难，无论罗切斯特的过去有着怎样不光彩的经历，简·爱似乎都已经让它们完全磨灭在这次的火海之中。简·爱无非是想让她自己甘愿相信罗切斯特是真的爱他并且是善良的，更重要的是，赢得罗切斯特的信任。作为简·爱的潜意识的“疯女人”第三次出现，是在罗切斯特邀约英格拉姆小姐等贵族们在桑菲尔德度假的时候，简·爱先后是经历了嫉妒和相思的煎熬，然后在神秘的吉普赛人的游戏中被罗切斯特一语中的。一开始罗切斯特就这样描述简·爱：“你很冷，因为你孤身一人，没有交往，激发不了内心的火花。你不舒服，因为给予人的最好、最高尚、最甜蜜的感情，与你无缘。你很傻，因为尽管你很痛苦，你却既不去主动去召唤这种感情靠近你，也不会跨出一步，到它等候你的地方去迎接它。”④接着在罗切斯特面前，简·爱的情愫被剥离的干干净净，罗切斯特再一次的告白敲打着简·17 爱的内心，也许是对于罗切斯特可以这么直接并且毫不保留的揭示了自己，让简·爱感到了被暴露，被逮着“狐狸尾巴”的窘迫和尴尬，再加上之前对英格拉姆等小姐们趾高气扬的不服气，所以简·爱的潜意识“疯女人”再一次发挥了她的威力。“天哪！多可怕的叫声！”“夜晚的宁静和安逸，被响彻桑菲尔德府的一声狂野、刺耳的尖叫声打破了。”“我的脉搏停止了，我的心脏不再跳动，我伸出的胳膊僵住了。”④显然简·爱也已经陷入了自己潜意识作祟的紧张与恐惧之中，但目睹一切的发生仿佛又让她觉得很享受。她必须这么做，必须制造新的动乱，以此来掩饰她日渐焦虑和矛盾的内心。这一次“疯女人”袭击的对象是她的哥哥梅森。我们不需要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为什么简·爱会选择梅森作为下手的对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借此机会，简·爱和她日益隐藏起来的潜意识能够正大光明的出现在少数人的面前，特别是罗切斯特，她内心其实应该是感觉到开心的。简·爱帮助罗切斯特悄悄处理了这件事情，她在精神上又是多么和罗切斯特靠近了一点，又一次深入到父权文化的社会中。可以说，“疯女人”的每一次袭击，无非都加剧了罗切斯特对简爱的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增强了爱简·爱的可能性。总之，“疯女人”的袭击恰恰反映了简·爱的主动出击，试图以征服者的姿态攻破罗切斯特的心理防线，“疯女人”的举动越对罗切斯特造成伤害，那么简·爱扮作善良天使的摸样就越容易接近罗切斯特。就连罗切斯特本人也说：“噢，你也能左右我，还可以伤害我，不过我不敢把我的弱点告诉你，因为尽管你既忠实又有好，你会立刻弄得我目瞪口呆的。”④显然这种势在必得的趋势已经让罗切斯特感觉到了警备，但是又有什么作用呢？简·爱仍然会让她的潜意识“疯女人”帮助她完成最后的使命。随后不久简·爱便答应了罗切斯特的求婚，这仿佛在情理之中。但简·爱对于已经答应求婚之后的自己也也非常清晰的认识，“我不是天使”，“就是到死也不会是。我是我自己。”④这仿佛是在预示着简·爱的潜意识“疯女人”最终纵火自焚的后续。虽然已经答应了结婚，但疑虑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面对着罗切斯特阅历的丰富和自己的脆弱不及，简·爱问道“我可以享受向我担保的巨大幸福，而不必担心别人也像我刚才一样猛兽剧痛吗？”④简·爱无法确定是否自己以后会真的幸福，并且在她身边的仆人也劝告她说：“在这类事情上，地位和财产方面彼此平等往往是明智的。何况你们两人的年龄相差二十岁，他差不多可以做你的父亲。”④“跟男人接触那么少，我希望你存些戒心”，“既不要太自信，也不要相信他。像他那样有地位的绅士是不习惯与娶家庭女教师的。”④这一些话语给简·爱又披上了一层层的焦虑的乌云，她无法说服自己不是那么回事，甚至在罗切斯特在为她购置贵重衣物的时候她显得烦躁不安，甚至羞愧。简·17 爱的自尊心被打击了。因此她又让自己的潜意识冒出来了，来保护自己。这一次的行动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因为简·爱无法在真正意义与罗切斯特保持平等的地位，因此她其实是不想结婚了。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前夜，“疯女人”又出现了，她悄悄的潜入了简·爱的房间，并拿出了简·爱做新娘准备的头纱，她戴在自己的头上照了照镜子，又很意味深长的将它撕扯成两半，然后扔在地上用脚使劲的踩。仿佛简·爱已经与她梦寐以求的婚姻即将失之交臂，只是一种幻想的假象。接着便出现了第二天众人组织他们结婚的那一幕，当“疯女人”完全被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中的时候，简·爱再也不用辛苦的隐藏自己了。她的离开变得有理有据。但任何的逃离都是为了回归。最后“疯女人”的出现已经是在文段的结局处，简·爱与罗切斯特饱尝了分离的救赎，简·爱在离开的日子里认识了很多对她有帮助的人，至少在性情的陶冶方面带给她了不少启迪和安慰。当矛盾着的简·爱和她的潜意识“疯女人”逐渐拉开距离的时候，简·爱回归了平静的。“疯女人”最后的纵火也是简·爱回归到罗切斯特怀抱最有利的条件。烧了桑菲尔德便烧掉了罪恶的证据，烧掉了不平等的阶级，烧掉了对罗切斯特贵族的怀疑和自己的顾虑。甚至为了达到女性可以掌控男性的目的，作者刻意安排罗切斯特成为了一个眼瞎断臂的废人，不在是那个外貌英俊的贵族，这显然是对简·爱的安慰。那么“疯女人”在行动中也以自己的灭亡让简·爱的欲望重生。小结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疯女人”伯莎·梅森其实并没有真的发疯，她集中了女性在男性世界中被压抑的所有欲望，她的悲剧并不是个人的悲剧，她的反抗也不是个人的反抗。她是作家的点睛之笔，夏绿蒂将维多利亚时期妇女的实际状况浓缩在“疯女人”身上加以渲染和表达。她在辅助简·爱的同时，展现了女性巧妙的进攻谋事。她虽然最终以死亡的面目呈现，却表达了女性希望超越的欲求，不仅是超越男性，也是对自己超越的渴求，反抗的姿态就是一种伟大的进步，就像波伏娃所说的那样“她通过变成猎物来获取，她通过放弃自己而得到自由；她放弃了这个世界，目的却在于征服世界。”17 注释①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674，119，493，152，222，431，130，528，529页。②G·childe:ThePrehistoryofEuropeanSociety,LondersPenguinBooks,1958,p11019。③照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0页。④夏绿蒂·勃朗特著：《简·爱》，黄源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1，314，105，106，136，143，147，197，206，217，259，262，263，265页。⑤朱迪斯·巴特勒著：《权利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7，8页。⑥苏珊·鲍尔多著：《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不能承受之重》，綦亮，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202，126，8，194，184页。⑦贝蒂·弗里丹著：《女性的奥秘》，程锡麟，朱微，王晓路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⑧朱迪斯·巴特勒著：《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9，11页。⑨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203，96，61，32页。⑩于青芳：《黑夜的潜流——女性文学新论》，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⑪福柯著：《文明与疯癫》，刘北城，杨远婴译，上海：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页。⑫ChrisWeedon：《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⑬吴光远，徐万里：《弗洛伊德——欲望决定命运》，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17 参考文献[1]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G·childe,ThePrehistoryofEuropeanSociety,LondersPenguinBooks,1958.[3]照树明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朱迪斯·巴特勒著.权利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M].张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5]夏绿蒂·勃朗特著.简·爱[M].黄源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6]苏珊·鲍尔多著.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不能承受之重[M].綦亮,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7]贝蒂·弗里丹著.女性的奥秘[M].程锡麟,朱微,王晓路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8]盖尔·鲁宾（GayleRubin）.交易女人:关于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TheTrafficinWoman:Notesonthe‘PoliticalEconomy’ofSex”）[M].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5.[9]朱迪斯·巴特勒著.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9.[10]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1]ChrisWeedon著.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M].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12]吴光远,徐万里.弗洛伊德——欲望决定命运[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13]于青芳.黑夜的潜流——女性文学新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4]福柯著.文明与疯癫[M].刘北城,杨远婴译.上海:新知三联书店,2007.[15]邹平.阅读女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