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雅曲成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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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雅曲成因初探元代雅曲成因初探　　摘要：本文初步探讨了推动元代散曲发展的主要原因：散曲作家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文人集体性格对雅的坚持和崇雅鄙俗的散曲理论的倡导以及时代教育背景；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恢复，使得元散曲无论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带有明显的雅化特质。　　关键词：崇雅元散曲成因　　散曲一直被划为俗文学的范畴，但现在有人开始对元散曲雅文化的特质进行过探讨，但是对于它为什么会具备这种特质以及这种特质的成因和最终发展走向，都让人有语焉不详之感。本文试谈谈崇雅在元散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以求进一步窥见元散曲的风貌。　　一、传统文化修养的惯性推动　　在元代，雅的文化特

2、质已经失去了独尊局面，但是其首要地位，并没有因为元代市民文化的兴起和俗文学的兴盛而受到动摇和威胁。散曲也没有失掉它在展现元代生活风貌和士人精神追求以及抒情言志方面的意义。当然，雅文学在元代有了三点明显的变化，一是作为传统雅文学代表的诗词创作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运用了传统诗词创作技巧的“乐府”；二是雅文学创作由原来的形式和内容皆雅的方式变成了“借俗写雅”为主；三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某种程度的融合散曲创作受道、佛的影响，尤其是全真教的影响，使得雅文学加强了思想上的超功利性特质。这些明显的变化，也推导不出雅文学在此间备受冷落以至于丧失其首要影响的结论；相反，若查看当时

3、的文史记录，只会让我们更加明白地看清当时对于雅文学的推崇反而更加深入和具体化。元代文教政策很开放，雅文学依然获得了稳步发展。官方教育体系和士人的家学传承，使得元代在育人方面更加普遍和细微；在文教政策方面，德育贯穿在元代整个教育系统和过程之中；教育体系中，学习的对象主要是儒家经典。　　在家学传承中，儒学和诗词创作的传授最为普遍。元散曲的创作大家中元好问曾受业于陵川大儒郝天挺；白朴受业于元好问：周文质“家世儒业”①，其他的如陈草庵、姚燧、张养浩都是属于有相当社会地位的阶层，对于这样的“家世儒业”或成为“一代文宗”的文人阶层，其传统文化根底是我们不能无视或完全放弃

4、的。在这样一类占据着相当文化优势和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中，雅文化的传授“最为普遍”。就在他们自己的学术著作和编撰的文献中，也依然十分强调雅文学的首要地位。　　元代虽然俗文学创作大盛、道家仙气弥漫，但是俗文学和道家并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学完全带入俗的境地，诸多的士人创作俗曲，甚至“偶倡优而不辞”②的行为，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演绎“我家生活”③，在他们骨子里，跳跃着强烈的修齐治平的儒家精神，“面子疑于放倒，骨子弥复认真”④，因而在他们的家学传承中，雅文学始终是置于首位，而作为雅文学思想支撑的儒学更是教育的首先之选。具体而言，崇雅体现在各个阶层的文人，都有相当的传统文化修

5、养。元散曲作家中通才博儒众多，但是没有谁真正以纯粹的俗曲创作而著名。相反，散曲作家中“通儒俊才”⑤“才高博识”⑥或“才高重名””⑦的人比比皆是。“元好问是由金入元的一代文宗”⑧，白朴是“元曲四大家”之一，受业于元好问，徐琰为元代“四杰”之一，“姚燧是元初的重臣、名儒和古文大家……盖自延佑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⑨。　　散曲作家们传统文学功底之深厚加上他们对市民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接受，使得他们的戏曲创作，既有传统文学的根基不至于滥俗又有新的视界不至于陈腐，创作出“不烦绳削而自合”的作品。所以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说：“元人非不读书，而所制之曲绝无一毫书本气

6、，以其有书而不用，非当用而无书也。”⑩所以我们可以说雅文化并没有远离元散曲，它成了散曲内在精神和情感的根基。　　二、文人性格的坚持　　“中国传统儒家理论中，‘士志于道’和‘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士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11}受这样一种理念影响的中国文人，骨子里面是对以“道”和“天下”为代表的雅的特质有相当的坚持，而对以娱乐和消遣为代表的俗有轻视心理。遗世独立和蔑俗是文人的典型性格特征。　　从现有资料来看，当时的士人，所谓“风流蕴藉，自天性中来”{12}。《新元史?隐逸》中记载儒生王鉴：“游京师，大臣荐其才行，授侍仪司舍人，鉴辞曰：‘吾虽不敏，安能为人所役？’

7、即宵遁”{13}；汪元亨“尘事如麻，吾岂■瓜”{14}；杜仁杰“乾坤腐儒，天地逆旅，自叹难合时务”{15}；并且宋末至元代“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于事功之实”{16}；“耻于求自抱慈愚，厌追陪懒混尘俗。傲慢似去彭泽弃职陶潜”{17}；钟嗣成“以明经累试于有司，数与心违，因杜门养浩然之志”{18}。事实上这些都体现了士人有独立的人格操守和文化追求。　　一般来说，性格对于创作的推动十分明白清晰。当时的理学名儒，许衡、窦默和姚枢等是绝不染指散曲创作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蔑俗崇雅也是士人们一致的选择，“若夫村朴鄙陋，固不足道也录鬼簿卷上”{19}。王国维《宋

8、元戏曲史》附录元戏曲家小史里有“（白朴）从诸遗老放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