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体和鲁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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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年代中期陈子展针对胡适新诗，最早提出“胡适之体”概念，但真能成“体”者，并非“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尝试集》，而是胡适的论说文，尤其是文化时评与政论。“孤岛”时期阿英、王任叔等人争论的“鲁迅风”，涵义甚广，涉及整个鲁迅传统，也专指最能体现鲁迅个性的杂文及杂文的语言。可惜这两次建设性的讨论都未能深入下去，现在当我们重提“胡适之体”与“鲁迅风”时，所有的印象还是那么模糊不定。   讲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一般都要追溯鲁迅、胡适的有关理论主张，却未曾深察他们的文体差异。建立现代“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鲁迅、胡适确实起过并还

2、在起着不可替代的典范作用，对他们的文体特质及影响倘不细加分疏，便很难触到20世纪汉语言文学与汉文学语言的根本问题。   胡、鲁文体最触目的差别在于一为传统型通儒语言，一为现代型专家语言。通儒语言可以熔议论、沉思、刻画、虚拟、感觉、想象、激情、梦幻于一炉，文史哲自然无所不包，广出犄角，连类旁通，适应性强，不以论题影响其个性。鲁迅无论谈什么，其语言总是本身有所诉说的存在，而非单纯诉说外物的工具。鲁迅的文字始终围绕语言的核心，不只在这个那个论题之间来回奔忙，故纯然湛然，极少杂质，像一种圆舞，既四面扩张，又不断作向心运动。专家语言也有

3、一贯色彩，但易受客观牵制，常随治学领域与议论对象而变化。胡适写政论就明显异于做小说考证及哲学史方面的“述学之文”。杂文因为是“不管文体”（1），所以能够兼容众体。鲁迅的初期小说就已经显露出杂文的语言基质。《而已集·读书杂谈》以“文章”泛指小说、诗歌、戏剧，值得注意。作为汉文学渊薮的“文章”，始终是鲁迅小说不容漠视的文化背景，他的语言比胡适具有更多的凝聚性。   读胡适，可以了解他对问题的细致剖析，语言清白爽利，但终嫌单调、唠叨甚至刻薄油滑。此点经梁漱溟指出，胡氏本人也供认不讳（2）。胡文好读，然而铺陈太过，像听报告，总在某个面

4、上滑行，一平如砥，久则容易生厌。有时抓住作为某种逻辑预设的“立论”就够了，实在不必卒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名教》是胡适少见的两篇带有杂文笔法的思想宣言，所论问题重要，影响也极深远，但如果和《热风》讲类似问题的两篇“随感录”《“来了”》与《“圣武”》略一比较，便可发现，四篇胜处都在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然而胡文更多为浅人说法，和盘托出，读者没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激发不了独立追求的兴致，痛快淋漓，又觉得不过如此，惰性遂油然而生。1918年6月，胡适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于《新青年》四卷六

5、号上发表，介绍易卜生反抗社会压制的个人主义思想，在读书界引起强烈震动，但事隔16年，鲁迅对这篇名文的批评是：“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3）”鲁迅不一味替浅人说法，不把一切全部摊开，他既有入木三分的点破，又有相当含蓄的掩盖，不是将人送到彼岸就完事大吉，还要你和他一起思想，有所悟又有所不悟，豁然开朗却仍须主动探索，否则便很可能在若明若暗之间徘徊无地。鲁迅的文章“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4）所谓“精密”，并不限于严整的逻辑，更指语言的高度“及物性”，即语言和语言所

6、要表达的意识中的真理的密切关联。真理于胡适文中如美人裸程殊少韵致，在鲁迅笔下，则似款款而来的穿衣的马哈，既公开着又遮蔽着。“胡适之体”往往只能照顾到真理的光亮的一面，“鲁迅风”却更能够表达真理本身的复杂性。鲁迅的杂文确能给人多方面的启发。他的语言方向层次更多，内在成分更复杂，有直说，有曲笔，有明喻，有暗示，有平坡，有沟壑，有扩张，有收敛，有言语道断，又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也许并不好读，但对懂得的人，收放迭宕之间，始终有内在的紧张，含了不尽的刺激与意外的启迪，别具一种酣畅淋漓，可以药倦，可以针劳，经得起一读再读。因为触及了类型

7、的缺陷，讽刺不留情面，这才有了被讽刺者所叫嚷的“刻薄”“油滑”，至于重复唠叨则绝对与他无缘。其精壮省净至今还无人能及。8/8   文体的不同效果渊于语言的深层结构。“胡适之体”是语言绝对归顺于逻辑，“鲁迅风”则是逻辑寓于语言之中，化为语言的肌理。语言既丝丝入扣，逻辑更不可抵挡。胡适文章的逻辑（“理念”或“思想框架”之类）总是“在先”，即先于语言而存在。逻辑宰制着语言，语言隶属于逻辑。鲁迅文章的逻辑并无这种优先性，它直接从语言生长出来，必等语言有了“Fullstop”而后自圆。胡适之文以逻辑的整一性牺牲了语言的丰满，鲁迅之文则呈

8、现出语言逻辑的高度化合。   胡适的语言总是跟着逻辑跑，从逻辑的中心向外扩张，遂成为“外发”的（Exprcssive）。鲁迅则语言之外无逻辑，逻辑即语言，语言即逻辑，属于“内涵”的（Impressive）。傅斯年最早用这对概念阐释品质大不相同的两种文章路数，他说“外发的文章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