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民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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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与线人今天（2010年2月28日）是农历虎年的元宵节，一个中国传统的民族节日。然而，在曾经（也许还包括现在）的岁月中有多少家庭是因为文章中相似的状况而家破人亡。数日前本人在博讯网上看到此文后便稍加文字的修改，特地放到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上传以表警示之意。冷战时期，东德最有名的特务头子是绰号叫“隐形人”的：马尔库斯·沃尔夫（MarkusWolf），德国犹太人，他任前东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长达34年，其领导的驻外情报机构与前苏联的克格勃齐名，对内恐吓、监控、迫害本国居民，监禁记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见

2、者。德国统一后，他畏罪逃亡苏联，在苏联解体前夕，他回到德国，提出通过帮助德国政府解开冷战中的一些谜团以换取赦免，但未能如愿。最终他两次站在审判台上接受正义的审判，被判有罪。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是，这个更名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

3、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

4、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六、七十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最强大最有效东德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

5、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

6、烈的“告密者”一词）。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便成为了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

7、30位国民。若是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这些敏感单位，更是被广泛渗透。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undSchwertderPart

8、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Barbara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