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再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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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再版序本书的再版，正在我近五十年的老朋友刘培沛因患肺癌刚刚去世时。刘培沛在本书中我的自传体长文《一个右派崽子的革命经历》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与我初中同学，一起下乡插队，一起在农村参加文革和回城办知青小报，一起献身于小农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同生死共患难。最近三十多年，我到武汉读书、教书，他在长沙办厂谋生，走的道不同，但心是相通的。我时常想，像他那样一个具有非凡谋略和杀伐决断的人才，搁在某一个适当的时期，是能够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但不幸的是，他的这些才能只好在文革这一场毫无意义的“

2、浩劫”中消磨掉了。当然，这种消磨并不是没有任何收获的，尤其是在我们那个漫长的青春时代。从16岁下乡算起，直到10年后返城，我们一直都处于一种“半自立”的状态，无法过上稳定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我们作为一个时代青年的思想却在那10年中突飞猛进，我们置身于城乡之间，官民之间，“革命造反派”和“黑五类”之间，从头至尾经历了整个大动乱的疯狂的过程，真如领袖当年所号召的，在大风大浪里经风雨、见世面。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性，也识破了我们从来信以为真的那些教条的虚伪和险恶，我们凭借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进行了一场自我启蒙

3、。整个这一过程，我都是和刘培沛一起走过来的，我们一起经历了生存的磨难和底层的艰辛，理想的破灭和信念的重塑，虽然他的长处在行动，我的优点是思考，但我们是互相影响的。也许在一个外人或者今天的小青年看来，我和刘培沛这种人就像史前时代的恐龙，至今还保持着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和行为原则。有人甚至把我们称之为“老愤青”，说我们因为受到过文革的刺激，三句话不离文革，如同祥林嫂。这样看的往往是一些文革以后才出生的小孩，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是天上掉下来的。以自己的麻木和无知来嘲笑别人的执着，这种劣根性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文革不仅

4、是我个人的一段宝贵经历，而且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反思素材，时至今日，给全民族带来如此巨大灾难的文革不仅没有得到彻底的反思，而且被一些人有意遗忘了，甚至无形之中还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中华民族是一个惯于走回头路、吃回头草的民族，我们看到，苏联和东欧前体制的解体固然也带来了民众诸多的不满，但很少有人真地主张回到前体制去，他们的不满是前进中的不满。而中国老百姓的不满则大都是怀旧的不满，是“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不满，所以中国历史只能在不断循环中原地踏步。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当年晚清的宪政改革如果早一点实行就会怎么样，袁世凯

5、如果不做皇帝就会怎么样，北洋军阀如果能够联省自治就会怎么样……但是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他们毕竟都没有那样做，为什么他们都选择了一条最不明智的、既害人又害己、最终是害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道路。对文革的思考恰好可以解开这个谜团，这种全民的狂热和弱智化，即使是那些深受其害的人也都被卷入其中，除了极个别的（如张志新等），每个人都生怕自己被这场排山倒海的运动落下，被落下的也只有一门心思，就是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归队”，被运动所接纳。而这种心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是认为人总是必须在某个皇帝或代表人民的领袖那里找回自己的

6、主心骨，否则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主义所传下来的。前不久，有朋友问我中国人今天需要什么样的信仰，我的回答是：中国人需要的并不是信仰，而是权威。为什么中国社会今天道德沦丧？并不是没有信仰造成的（因为中国人从来缺少真正的信仰，但并不是一直都道德沦丧），而是没有权威造成的。中国人讲道德的时候通常都是相信有一个“天理”的时候，这也许可以称之为“信仰”；但天理如何能够让人相信？是因为有“天子”，一个活生生的天的代表，他能够用自己的强权证明天理的存在。因此，只有当天子和“王法”存在时，

7、中国人才相信有天理；而一旦相信了天理，中国人就有一整套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约束，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这个社会就有了“道德底线”。在某些士大夫那里，似乎觉得这套规范甚至还可以凌驾于具体的天子之上，成为对天子本人的约束（所谓“从道不从君”），其实不过是一种书生傻气和错觉罢了。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道德最为和谐的时代（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是皇权最为巩固的时代，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至今人们所称颂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道德风气，虽然没有了皇权的背景，但也是有个绝对权威的背景的；虽然没有了“天道”的迷信，

8、但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崇拜。《愚公移山》中不是说，愚公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上帝就是人民大众吗？所以今天的权威领袖不会说自己是天子，而会说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不会说自己“奉天承运”，而会说自己“为人民服务”，但思维的模式还是一样的。然而，从90年代末以来，连这样的权威也都已经不存在了。领导任期制的推行使得任何个人都来不及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任期一满就得交权，这就使传统的天理天道失去了具体的支撑，腐败的瘟疫开始从掌握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