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治动机对翻译伦理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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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政治动机对翻译伦理钳制一、引言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所谓的政治动机是指某个人在特定的政治语境影响下执行某种行为的观念。而翻译伦理则是指在翻译活动中反映出的“人际关系”，如译者和作者、译者和读者、译者和赞助人的关系等。也就是说，“翻译'伦理'主要针对的是'人际关系'，而规定性的翻译理论说的是'文本关系'。……o另外，伦理关心的不仅仅是译文的'好与坏'、忠实不忠实，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对与错'、'是与非'、'应该不应该'。”[1]5-12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具有反映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功能，而不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都会折射出政

2、治动机生成的烙印，呈现后者对翻译伦理取向的影响。本文对政治动机和翻译伦理的关系加以关注，因为它们是开展翻译评价时的一项重要参数。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政治动机与翻译伦理紧密相关，前者主导后者，也就是说，翻译伦理的形成是受政治动机钳制的。因此，翻译伦理必须顺应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二、政治动机与翻译伦理翻译活动的目的告诉人们，翻译是在人的意识支配下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意图所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活动。翻译活动也可以说是一项必然涉及伦理的活动，缘由是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译者和作者、译者和读者、译者和翻译活动赞助者

3、、译者和翻译批评者之间的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政治动机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受社会意识形态主导，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那么，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动机，既然翻译伦理必须为政治动机提供服务，后者对译者的翻译伦理起钳制的作用就可见端倪了。所以，意识形态决定政治动机，政治动机影响翻译伦理，这种推断合符逻辑。与历史上的主流翻译相联系，相关事实是不胜枚举的。以中国历史上佛经翻译为例，佛经翻译以弘扬佛法为目的，而弘扬佛法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即以推行封建宗法制度、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4、、愚弄和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之需要为目的。佛经翻译从内容到方法上自然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为这个时期的政治目的提供服务。在开展佛经翻译活动时，译者心中始终揣着一种“受命于天”的理念（这种理念无异于今天的“政治觉悟”），这种意识构成了译者的政治图谋或抱负，译者在遵从当时的社会伦理大前提下，形成自己的翻译伦理，不敢擅越雷池。古罗马统治者为了掠夺古希腊的文明成果，他们不择手段把古希腊文化成果当作战利品而将其加以改写、剽窃和篡改。“对于罗马人来说，翻译文学和哲学著作意味着把会使自己的美学领域得以提升的希腊文化的精华元素掠夺过来。对于译者而

5、言，不论翻译作品是否传递原作语言方面和语义方面的意义似乎不是他主要关心的对象。”[2]2在圣•哲罗姆看来，“译者征服另一种语言的概念而不把原来语言中表达那些概念的词义加以转化。再者，翻译就是从另一种文化中征用思想和见解。”[2]2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译者个人的政治动机或称主体性意识，反映的是一种伦理倾向，折射出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政治动机，更直接地说，古代罗马人的翻译是在满足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需要的政治动机驱使下进行的下意识的行为。他们的这种行为要是根据现行的翻译观念或翻译伦理来加以判断的话，应当是有悖翻译伦常的、极不道德的，体现

6、的是极端功利的"为我所用”。马丁•路德的《圣经》平民化翻译也是为了满足统一德国语言这一政治动机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活动。虽然在当时与欧洲大陆其他许多国家的翻译伦理相冲突，但是这种做法却迎合了德意志民族的伦理标准。在我国，文革时期以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翻译为一切翻译活动的中心，这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翻译伦理，也十分鲜明地透露出深受意识形态操控的、极端的翻译伦理取向。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翻译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翻译研究景象，充分展示了顺应潮流的、更为普世与恒常的翻译伦理倾向。在我们国家，一方面，翻译的本体研究受到重视；另一方面，翻译的外部综合性

7、研究也得到加强。因此，当下的翻译伦理呈现出更为多元、更合符理性、更具有深度和广度，对此，译界基本可以达成一种共识。这样的一种格局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翻译伦理趋势，而政治动机对翻译伦理产生直接的影响恐怕是难以忽视的。三、政治动机对翻译伦理的钳制现象（一）国内译论中政治动机对翻译伦理的钳制现象分析有什么样的政体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内起支配作用的那一部分。为了配合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强制的、制度化的甚至是法制化的“准则”就会应运而生。在很多时候，社会政治语境决定个人的政治动机，而这种政治动机必将钳

8、制相应的伦理规范。这种情形发生在翻译研究上，清晰地表现为一定的翻译伦理规范，而透过翻译伦理规范，人们也就不难确定翻译背后的政治动机，要证明这样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困难事情。就拿严复等人的翻译以及翻译观为例，我们便可证明这种现象的存在。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