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文化的汉代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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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文化的汉代经验-国学教育论文行政文化的汉代经验刘士林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文治政府的国家。文化史家柳怡徵认为，这种文治政府起源于周朝，“至周而尚文”，“其文教以礼乐为最重”。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到了始于“素朴的农民政府”的汉朝最终完成了“文治的贤人政府”。加之在整个古代，中国政府一直承担着对世界上最多人口的教化、组织和管理，所以其行政经验与智慧也是最发达的。在西方那种契约化行政文化在中国本土很难扎根的当下，我国传统的行政文化资源可以为当下的行政文化建设和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汉代行政构架有一种“简单

2、的美”。在谈及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得失时，钱穆先生曾提出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即“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还是与此相反。在他看来，古代最理想的行政构架是汉代；只有朝廷（中央）、郡（省）和县三级。府、州以上都是管官的官，县官是管民的官。“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主要的行政资源集聚在地方，所以汉代是“管官的官少，管民的官多”的杰出代表。但这种地方政治架构，从宋代开始就变得不理想，明清以降更是每况愈下。以明代为例，地方行政由汉代的两级变成了四级，”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

3、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三司”是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其下是由“分司”分派到地方去的官员（如出自布政使的参政、参议，出自按察使的副使佥事），然后是府和州，最后才是县。由于层级增加和冗员繁杂，结果是基层政权不堪“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下来的高压”，这就彻底解构了汉代行政构架的”简单的美”，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古代国家的行政成本。汉魏六朝行政构架之所以会形成“简单的美”，与两汉时期重实际

4、实用的主流民族文化精神密切相关。柳怡徵反复强调说：”盖古之学者以学为文，未尝以文为学。汉魏而下，而文章之术盛”。他还指出：“学者之务实用，不独精于算数、创制奇器已也，其于规天法地之事，亦时时推陈出新，以其致用。”精于算数的代表是祖冲之，创制奇器的代表如扶风人马钧“作翻车”，改造诸葛亮的连弩等。重视实用和实际，使两汉文化具有浓郁的行政文化色彩。顾炎武《日知录》曾盛赞东汉士风。今人缪钺在《与郭洽周论东汉史事》中也慨叹：“士气东京美，千秋未可逢。”其代表人物如党锢之祸中的陈蕃、李膺、范滂等，据《后汉书党

5、锢列传》记载：“李膺振拔汗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这些被后世讥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书生，在紧要关头能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与汉代推崇儒学的行政文化生态密切相关。首先，推崇儒学的行政文化生态，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士阶层的道德素质和伦理水平。两汉经师在当时很有人缘。在清人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中，我们经常会碰到“门徒尝数百人”这个句子。这不仅印证了孔子所谓“德不孤

6、，必有邻”，同时也为汉代行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和社会氛围。其次，在伦理环境中训练和养成的文化主体，绝不同于西方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是可以干实事，具有坚忍不拔的主体自由意志和实践理性能力的，同时也不乏真正的国之栋梁。如刘昆，“迁弘农太守，先是崤、函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由于崇高的伦理主体和经世致用的学术相结合，汉代儒生成为汉代士大夫学习、模仿和歌颂的对象，这是汉代文化在行政主体建设上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汉代文章之所以值得关注

7、，是因为它确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评价标准。与老庄及中西现代的审美观不同，这个评价标准的核心是“崇实”、“致用”的儒家文论观。曹丕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这与秦汉文章主要是政府公文或主要用于政治事务密切相关，同时也成为评价古代文章的主流典范或尺度。后来王世贞也说：“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尽管这种评判标准可能有损于艺术审美，但对政府公文或文风，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范式和样板。汉代文章是行政公文的杰出代表，如

8、贾谊《过秦论》：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如晁错《论贵粟疏》：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赋少；三日劝农功。以后，如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陈六事疏》，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充分发挥了文章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特有的矫正时弊、固本培元的作用。现代学者刘师培解读中国文化多偏颇之词，但对《史记》却有一探骊得珠的评价：“《史记》……《货殖传》所言，戒人君之重取民财也。《蒙恬传》所言，戒人君之轻用民力也。重取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