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王门后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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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黔中王门后学研究综述来源：中国文化书院《阳明学刊》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春，王阳明因上疏救援南京科道员戴铣、李光翰，御史簿彦徽等，被宦官刘瑾矫旨陷害，贬谪至贵州龙场驿。在身处万山丛中“瘴疬之区”的龙场，王阳明将生死荣辱、成败得失置之度外，“皆能超脱”，“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于是默记《五经》证之于心，“莫不吻合”，此即是阳明心学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龙场悟道”。正是象征心学端倪的“龙场悟道”，证实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发端于贵州，滥觞于黔省。从正德初年王阳明讲学龙场、贵

2、阳开始，经过弟子门生的培育灌溉和继承弘扬，到嘉靖、万历年间，贵州涌现出一批心学名士，形成了王门后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学派——黔中王门。时值龙场悟道500周年历史因缘之际，总结黔中王门后学研究成果，（究其得失），一方面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行基础的梳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一学术象征意义事件本身的纪念。　　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编撰的《明儒学案》六十卷，按地理人文分类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闽粤、泰州等七大学派，突出了近百位王门后学的事迹和语录，基本上反映了明末王学崛起的概貌，为后世对明末思想史的

3、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和倾向性的指导。遗憾的是，《明儒学案》遗漏了贵州王门后学这一部分重要内容，一度使黔中王门隐晦不彰。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泰和郭子章巡抚贵州期间，遍访贵州文人墨迹，著成《黔记》六十卷，不仅收录了黔中王门后学的不少史料，而且特为代表人物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作《理学传》，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百年黔中王学进行了总结。清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687—1691），德州田雯巡抚贵州，历经勘查访问，著有《黔书》上下卷，亦录进了黔中王门后学的事迹。特别是清道咸同光时期莫友芝、莫祥芝、黎

4、庶昌及民国年间宗孝忱，近人李独清等对黔中王门后学尤其是孙应鳌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为后世研究黔中王门后学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热潮提供了原典文献资料保证，使这一学派在学术界成为不争的事实。下面从黔中王门的源起与形成和孙应鳌、李渭等代表人物的研究两方面综述近十余年的研究成果。　　一、黔中王门的源起与形成研究　　贵州作为王阳明悟道之地，独得心学风气之先，首传心学正脉，随之书院遍布，文教大兴，人才鹊起，从而使贵州得以摆脱长期以来的文化停滞状态，贵州学术思想遂笼罩于阳明心学之

5、下，黔中王学（“黔学”）于是诞生。以此为契机，贵州本土学者形成了贵州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地域性儒学派别——贵州阳明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阳明心学思想，并以贵阳、都匀等地为中心，先后掀起几次讲学高潮。他们数代相传，延绵百年，覆盖全省，成就斐然，蔚为大观，堪与其他王门学派比肩并立。因此，王阳明被历代学者尊奉为“黔学之祖”，贵州也被当今学术界称为“王学圣地”。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学》以王阳明心学诞生及其在黔讲学活动，黔籍弟子“得阳明之和”的陈文学、“得阳明之正”的汤伯元，以及“理学三...先生”马廷锡、李渭

6、和孙应鳌等为研究对象，简略梳理黔中王学的源起、发展、成熟过程，并扼要分析了他们各自的思想特点[①]。　　黔籍学者遗憾黄宗羲《明儒学案》未列黔中王门一案，大力论证其存在的理由和实存性，谭佛佑《论黔中王门》中的“黔中”之名，相对于“浙中”、“江右”等诸门。王阳明及其后学弟子在贵州传学，使王学于黔省后续有人，从而黔中王门得以确立。其弟子的学术思想和传学活动，作者一一列述如次：汤伯元与陈文学的著作多已散佚，难窥见他们的思想全貌，从零星的文章看出，陈文学以“取求放心是教言”为教授诸生的根本，且“珍重”先师

7、之教。王杏倡办阳明书院并建立阳明祠，宗旨在于“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先范以睹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蕴以传也”。马廷锡在贵阳城南渔矶构筑“栖云亭”，静坐讲学三十年，南方学者负笈请学者云集。教诸生以“默坐、存心、体认”六理为宗，“妙契圣贤之经旨”，大讲“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时人认为：“人于先生之泽，知其汪洋于天下，而不知入于江右为独深；知其涵濡江右，而不知于贵阳为独至。”可见王门后学江右与黔中两派相较比肩，各具特长。李渭教诸生，主张以“不欲”为根本，“以学为圣人”作目的；必须从孔子

8、主张的“毋意”入手，达到孟子提倡的“不学不虑”的境界；同时强调为学切不可间断。其居官处乡，或论政或讲学，“无一言不出于正，无一事不究其实”，故神宗赐联称他为“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黔中王门地位最高、影响最大、成就最著者当推孙应鳌。他一生官居高位、遍交名流。主张“圣明之曰仁”，故“以求仁为宗”，他认为求仁之法是“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终始”，毕竟“仁者，天地之心，须时时以此激昂。不失了我的心，便不失了天地之心”。孙应鳌强调师道、师职，明确指出这是“成己成物”的必然，教导诸生学以为世用，至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