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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林》增刊2007我的劳动生涯———上海老工人系列访谈之一孙兴大口述段炼整理[整理者按]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项目,其中的工人生活史部分由本人承担。为收集相关史料,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工作,本文即为系列访谈之一。①一在戚墅堰机车车辆厂我是江苏常州人,出生于1929年。小时候,家里比较穷,我身体又弱小,种田实在太苦。1941年,当我12岁的时候,父亲托我阿姨帮忙给我找份工作。阿姨所住的村庄位于戚墅堰机车车辆厂旁,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那里做工。当时正是抗战时期,机车车辆厂属于军工企业,由日本军队管理,但劳动力
2、严重匮乏。经阿姨村里一个工头的介绍,我进厂做了工人。进厂之后,我先从镗工做起,主要从事机车汽缸的镗削。火车机车运转时间过长,汽缸的圆形②内孔就会磨损成为鸭蛋形,这样蒸汽就不足了,必须拆卸下来进行镗削纠偏。我也没经过什么培训,就是跟着师傅边干边学。在这之前,我陆陆续续读过几年小学,也曾在木行当过练习生,算是有点文化,因此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由于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属于军工企业,工厂看守较严,凡进厂房先要抄身,怕人携带炸弹来破坏,出厂房也要抄身,怕工人偷盗物资。工厂女工也不少,有开天车的,有烧窑的,也有不少从事清洁工作的。我的一个姐姐曾在
3、厂里做过看守,专门抄女工的身。工厂的高层领导都是日本人,车间也都由日本人负责管理,称为职场长。每天上班前,工人要在车间里集中排队,听日本管理人员训话。他们一般都用日文讲,再由专人翻译,偶尔也会讲几句洋泾浜中国话。每个车间里还有三四个日籍技术工人,他们不干活,只负责教中国人技术,相当于技术指导。日籍技术工人中,和善者也有,凶悍者更多,稍不满意,上来就打。中国工人每天吃几下耳光或被摔几个背包,也是常事。有一次,我眼睛发炎,红肿得厉害,晚上车间里的电灯照得我睁不开眼。加上天气又比较冷,我就悄悄躲在火炉旁,闭了一会眼睛。没想到,恰逢厂部的日
4、籍管理人员来查岗。看见我在“打瞌睡”,上来就是两记耳光,一个大背包,又顺手抄起旁边的木棍朝我打来。还好我年纪小,反应快,一下子钻进旁边的机车里,算是躲了这场毒打。当时招工进去的农家子弟,大多由工厂包吃包住,提供制服,学习日语,教授技术,并在各个车①俗称龙头厂,位于江苏常州,其前身是清政府于1905年兴建的上海吴淞机厂,主要从事火车机车的装配和修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决定将吴淞机厂搬迁。1936年10月,吴淞机厂迁往常州戚墅堰,正式改建为戚墅堰机车车辆厂。②镗工是机械切削加工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工种,是在镗床或其他机床上
5、用镗刀对零件内孔进行加工,以提高内孔的精确度和表面光洁度。·78·我的劳动生涯———上海老工人系列访谈之一①②间实习,称为养成工。我不属于养成工,一个月的工资折合一石米多一些,发的是中储券,还有一③些配给面粉。我的家离工厂只有3里路,所以天天回家。工厂的北面是京沪铁路,南边是运河,上班需要摆渡。由于人多,摆渡船往往十分拥挤,甚至还沉过船,出过人命,后来就造了座桥。从我家④到工厂,要经过一处义冢地。日本人抓住新四军后,就在这里活埋,往往是挖个坑,将人埋进去光露个脑袋,死者面孔发紫,样子很可怕。那里是我上班的必经之地,我是早、中、晚三班
6、倒,白天还不要紧,可中班下班或夜班上班的九、十点钟光景就十分恐怖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更是害怕。当时又不象现在,没有路灯,也没有手电,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每次晚上回家,我就用厂里的废纱头蘸上油,做个火把,一直点到家。戚墅堰机车车辆厂的职工,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向厂方提出申请,开一张证明,上面写明日期和⑤目的地,这样就能免费坐火车了。抗战时期,上海粮食紧张,有许多跑单帮的人。我们厂就有不少工人,利用可以免费乘火车的机会,偷运大米去上海贩卖。他们将米缝进马甲的夹层,穿在身上,外面套上机车车辆厂的工作服以作掩护。火车站虽
7、有日本兵把守,也有伪军负责抄身,但只要塞点钞票,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了。在某一段时期,日军在前线吃了败仗,部队退下来休整,就被派到我们厂里干活,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他们是坐着铁皮火车来的,集中住宿,早晨先要上操,然后去车间干活,我们则在一旁指导。这些日本兵从军前多为农民,根本不会操作机器,有的士兵被机器压断手指,用纱头一包,不敢声张。生怕被军官知道,当作消极怠工,要挨打受罚。日本兵崇尚武士道精神,挨打之际总是立得⑥笔挺。他们每天只吃两顿,就吃几个很小的饭团,常常肚子饿。因此,他们就用部队发的旭光牌香⑦烟换我们的馒头吃。有的士
8、兵还用袜子、手套甚至手表,偷偷地与中国工人交换食品,可见日军的后勤补给已严重不足。他们工作的时间一般不长,也就个把月,军令一下,他们又坐上火车奔赴前线打仗去了。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其前身是上海吴淞机厂,厂里都是些上海的老工人。抗战爆发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