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化治理的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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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OI：10.16273/j.cnki.53-1134/d.2015.06.027网络出版时间：2015-12-2808:39:04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3.1134.D.20151228.0839.054.html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新中国文化治理的结构转型李世敏（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武汉，430079）摘要：文化治理，不同于治理文化，它是以文化的价值规训、政策引导等力量进行的国家（社会）治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治理会根据政治场域的变化而变换不同的面孔。新中国的文化治理大致经历

2、了以下三个阶段：国家意识形态笼罩的文化治理、市场经济导向的文化治理、回应社会需求的文化治理。文化作为一种治理的工具，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政治场域的变化而不断调适，才能够成为有力的治理武器，文化治理也才能够实现公民对国家的认同，统治也才能够取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关键词：文化治理；政治场域；意识形态；政策；合法性中图分类号：D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681（2015）06-0038-05作者简介：李世敏，（1984-），男，河北省内丘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政府”观念实现“横向”跨部门

3、的整合与合作，文化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政策才能够顺利落地；二是从文化产业视角研究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文化治理。国外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从批判的现代化。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角度对文化产业（或者文化工业）进行审视。阿多环［1］，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诺（T.Adorno）与霍克海默（M.Horkheimer）等认一、“文化治理”的提出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文化日益沦为一种文化治理（culturalgovernance）作为复合词，商品，并且随着工业化不断地被标准化、同质化，是一个极具弹性的概

4、念。一方面它与“文化”相连从而失去了文化本来丰富多彩的一面，同时文化具有浓厚的艺术、价值、思想意涵，另一方面它又的“物化”也使得精神层面的文化底蕴不断削弱兼具“治理”所蕴含的权力、多元、沟通等理念。［2］［4］（P194）；国内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是从一种从文化的角度，目前对文化治理的研究大致可以积极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一归结为四个层面：一是从文化政策的角度研究文方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改变化治理，这类研究将文化治理仅仅局限在文化政和完善国家治理模式［5］；三是从价值认同的层面策领域，其概念接近于治理文化，可以视为狭义的研究文化

5、治理。安东尼奥·葛兰西（A.Gramsci）认文化治理。郭灵凤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政策为，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统治阶级通常会利用可以等同于文化治理，二者均是在统治或者治理文化宣传与教育等工具来干预主流价值，并在骗的框架下探讨文化”［3］。安托尼·埃弗利特指出，取大众自发性认同的基础上取得政治社会的支配由于文化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互不关联和各自为权［6］（P12）。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将福柯的政，导致文化政策难以有效执行，只有用“整体性“治理术”引入文化研究之中，通过对博物馆等文收稿日期：2015-10-08*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

6、标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018）；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及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编号：CCNU14Z02008）。·38·李世敏：新中国文化治理的结构转型化艺术的研究，揭露文化背后的国家规训等治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7］（P224）。这个层面的研究往往认为，文化旗帜和灵魂。王永贵认为，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成治理的关键和落脚点在于核心文化认同的建构功之处在于，始终在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8］；四是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化治理。这类的过程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13

7、］。因此，在思想宣研究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研究色彩，它将民族主传领域，新中国的文化治理一开始就从出版、新义、女权主义等纳入广义的文化政治范畴。比如，闻、文艺、教育等各个领域开展大规模、铺天盖地奥古·弗莱勒斯对加拿大多元文化治理的定义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分析，就是对后民族国家或者说移民国家中多民1951年8月，全国出版署署长胡乔木提出：族认同的治理模式的探讨［9］。“出版工作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斗争”［14］。当从治理的角度，只有一小部分学者特意指出时，全国新华书店也号召增加出版政治类书籍，以了“文化治理”与“文化管理”的区别，认为文化治满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8、需要。1953年9月，《斯大理意在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