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涉华形象的形成机制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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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媒体涉华形象的形成机制与利益驱动2012年11月5日来源：《当代世界》作者：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苏晓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日益增多。总体看，西方媒体在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更加激烈地抨击中国政治制度、军力建设、社会矛盾、国民素质等，并就中国的货币汇率、环境排放、稀土管控等问题肆意炒作，为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等反华论调提供素材，使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更为复杂和严峻。［1］在当今世界，西

2、方四大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全球新闻总量的80％，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西方垄断，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60—80％来自西方主流媒体。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单美国就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2］以非洲为例，几乎所有国家的首都都能收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调频节目，西方媒体的触角甚至已经延伸到很多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中小城市。［3］　因此，外国民众主要是从西方主流媒体获得对中国的看法。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网络、手机等媒介上获取新闻，但传统媒体仍是重要的新闻来源。在国际舆论中

3、，媒体是中国“国家形象”的直接塑造者，国外公众主要通过主流媒体的报道形成对中国的基本看法。除媒体外，西方国家政府、利益集团、公关公司、智库和学者等亦构成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本文根据西方主流民调机构提供的数据，结合本课题组对外国驻京记者的问卷采访结果，就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分析西方媒体、政府、财团、智库的行为方式和利益链条，以加深对国际舆论中中国国家形象形成过程的了解，为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公共外交提供参考。西方通讯社前后方互动“塑造”中国形象西方媒体“塑造”中国形象有四个重要环节。...首先是记者的选派。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西方主流媒体

4、越来越重视驻华记者的选派。选派的标准首先是“政治正确”，即记者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必须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吻合，不能有“为中国说话”的主观倾向。因此，对中国政治制度有认同感的人基本都被排除在了候选范围之外。已被聘用的记者若在报道活动中被怀疑有亲华倾向，亦有可能被制裁或解聘［4］。只有在“政治正确”的大前提下，记者的从业资历、业务能力、在华学习经历、汉语水平等指标才能进入考量范畴。西方驻华记者包括自由撰稿人和派驻记者两类。前者的报酬由发稿量、受关注程度等标准决定，因此很容易为“吸引眼球”而捏造新闻或歪曲报道。后者职业道德相对强一些，会注意避免因不实

5、报道损害自己在业界的声誉。相对说来，记者对中国了解的程度越深，其报道就越容易接近客观平衡。在华学习、工作经历和汉语能力已经成为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被派往中国的重要因素。目前在华的几百名记者中，几乎半数都懂中文，不懂中文者很大比例是摄像记者。第二个环节是选题的确定。驻华记者根据其媒体受众的兴趣点确定选题。由于西方公众最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气候变化、非法移民、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等，或与自己基本价值观冲突的事件如所谓“侵犯人权”、“迫害宗教”、“镇压少数民族”等，所以驻华记者在发掘这类新闻方面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而对中国人心目中的

6、“大事”，如建党9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共全国党代会等，西方普通公众并不特别关心，因此驻华记者对此也没有太大的报道热情。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使西方国家感到了被“后来居上”者超越的恐慌，容易产生妒忌、质疑、抵触的心态。因此部分西方民众更愿意看到中国出现问题、遭遇挑战的新闻，或更容易接受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为代价的说法，对“为中国说好话”的新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种心态，便努力提供中国的负面新闻以迎合受众，在中国形象问题上与国内那些民众感受形成恶性循环，其描绘的中国形象便离现实越来越远。例如，2008年3月拉萨发生暴力事件后，尽

7、管西方媒体很快就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完全不是达赖集团所描述的那样，意识到达赖集团向全世界散布了谎言，但由于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几乎没有西方媒体敢于或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逆民意而动”地说明真相。前方记者在选题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本课题组对外国驻京记者的问卷及访谈，完全受总部控制的外国记者所占比例并不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内宣和外宣界线逐渐模糊，驻京记者越来越多地从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中选取素材，而不采用外宣部门提供的材料。他们通常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媒体中了解中国政府方针政策和官方统计数据，而从《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纸中寻找社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