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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生于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卒于公元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他早年出入梁朝宫廷,善作宫体诗,风格华艳。梁元帝时出使西魏,粱亡后被强留北方,因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先后得到西魏和北周的优待,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议同三司。他虽居高位,内心却颇矛盾,在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乡关之思和羁宦北国的悲愤之情,风格也变得苍劲沉郁,和前期有显著不同。他的作品时有用典堆砌和隐晦的缺点,但总的说来,庾信的诗,初步融合南北诗风,他是南北朝最后的一个优秀诗人,也是唐诗的先驱。其艺术成就集六朝之大
2、成,对唐代诗赋的发展产生颇大的影响。有《庾子山集》。《拟咏怀》共二十七首,大都为叙述丧乱,感叹身世之作。此处选五首。其四(楚材称晋用)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惟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楚国的人材被晋国重用,秦国的臣子戴上了赵国君王的桂冠。毁坏了离宫才迎接子产入晋,羁旅的陈完被齐国优礼接待。(这两句是说自已在北方受到北周诸帝的重视和优待。)黎侯寄寓在卫国不是自己的安居之地,重耳想要安居在齐国偏偏不能安居。(上二句是说自己被留于北方是出于不得已。)孔子因为
3、要远离鲁国而悲伤拭泪(以孔子去鲁比喻自己远离父母之邦),韩国被秦所破,张良想起自已的先人是韩国五代的宰相,因而以全部家财求客刺杀秦王。(庾信与其父肩吾均曾仕梁,深念旧恩,故以张良五世相韩为比。)只有那阮籍驾着车子走路,遇到没有路径可通就痛哭而返,才知道我的处境的艰难。8分析:本诗叙写流落异域,思念乡国的悲愤感情。通篇用典,目的是借历史人物的故事来说明自已远离父母之邦的梁朝而被羁留在北方做官,实在不是自己的本意,而是无可奈何,他对于有恩于他的梁主是耿耿不忘的。本诗典故注释如下:楚材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惟楚有材,晋实
4、用之。”秦臣句,《后汉书·舆服志》“武冠谓之赵惠文冠,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离宫句,离宫即行宫;子产,春秋时郑大夫,曾佐郑伯至晋国,因不被晋侯及时接见,尽毁离宫之垣而入。晋侯因此知过,厚礼郑伯。羁旅句,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齐侯使之为卿,他自称羁旅之臣,不肯接受。寓卫句,《诗经·邶风·式微》篇序:“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毛传:“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国而寄于卫。卫处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归而不归,故其臣劝之。”安齐句,重耳出亡至齐,桓公以女齐姜妻之,有安居之意。重耳部下认为不可,设计使重耳离齐。(见《左传僖公二十三
5、年》)悲去鲁,《韩诗外传》:“孔子去鲁,迟迟乎其行也。”相韩,《史记·留侯世家》:“韩破,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索隐》:“谓大父及父相韩五王,故云五世。”穷途恸,《韩氏春秋》:“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其六(畴昔国士遇)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宁知炭欲吞!一顾重尺璧,千金轻一言。悲伤刘孺子,凄沧史皇孙。无因同武骑,归守灞陵园。8过去在梁朝受到国士的待遇,这是我平生以来所受的知己之恩。自已本意认为可以像大蛇含珠报答隋侯那样极答梁朝,哪里知道事情发生了变
6、化,现在自已的处境和心情有些像豫让那样了。昔日梁主对自已的礼遇:顾遇之恩,重于尺璧;重视实践自已的诺言而轻视千金的财产。可悲的是梁敬帝也像刘孺子和史皇孙一样有着凄惨的遭遇。本来自己是梁朝的文学之臣,像司马相如做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一样得到重用,却不能回到故乡去看守梁帝的坟墓。本诗写梁朝对自已有知遇之恩而不能报答的苦闷。运用典故较多,如“珠可吐”: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之,后蛇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见《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炭欲吞”:战国时晋人豫让,初事范氏、中行氏,因不得重视而离去,后改事智伯,智伯以国士待
7、之。及智伯为赵襄子所灭,豫让欲为之报仇,变姓名为刑人,漆身为癞,吞炭为哑,以变其状貌。行刺不成,为襄子所执。襄子责问他为什么范氏、中行氏为智伯所灭,你不为报仇,而智伯死了,你却坚决要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智伯以国士待我,所以我以国士的行为报答他。“千金诺”:汉代季布重视实践诺言,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见《史记·季布列传》)“刘孺子”:汉宣帝玄孙刘婴,二岁时被王莽立为帝,号曰孺子。不久王莽篡位自立,废婴为安定公。诗人在这里用孺子的故事表示对梁敬帝的哀悼。敬帝逊位于陈,陈以为江阴王,死于外邸。“史皇孙”
8、:汉武帝的孙子,因为巫蛊之事与其父戾太子、母史良悌、妻王夫人同遇害。诗人用史皇孙的事对于梁室子孙受到杀戮表示哀悼。“灞陵园”:汉文帝陵园。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曾为武骑常侍;在武帝时为孝文园令。诗人的意思是,自已本来是梁朝的文学之臣,却不能去看守梁帝的坟墓。诗人用如许典故,其目的在于说明自已本来有报恩之想,却因客观环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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