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知治理”的视角看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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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良知治理”的视角看科学发展一、我国伦理现状对当前社会管理体制的挑战近日，据称佛山一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童在被一辆汽车碾压之后，有18名路人在孩子身边走过，而没人停下来施与救助。最后，还是一个拾荒的老人将孩子救起。这样的事件被网络媒体报导后，在网民间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简单化、情绪化的批判乃至惩罚都于事无补。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我国媒体“扒粪”功能的进步和言论自由的扩大，但是残酷的现实无法消除我们的疑问：腰包鼓起来的中国人，你到底怎么了？这一系列事件就像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一样

2、，一场触动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灵魂的诚信危机突然袭来，甚至有网友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社会发展的代价我们成人承受也就罢了，何曾想过，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那“轻飘飘的斗篷”化成的“现代性双重桎梏”中，这个社会的最弱势的人群——儿童根本无法幸免。一言以蔽之，这种种令人痛心的现象恰恰是长期以来我国大众观念体系中留存的庸俗功利主义所导致的恶果。抛开哲学认识上的对错、有效与无效不论，单就现代社会的风险本质而言，目前的社会管理观念及体制早已显得力不从心，既无法把握、解释现在的社会伦理危机，也解决不了现

3、实的社会矛盾。关于风险社会，简单地说，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人类日益面临着新出现的各种技术性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心理、伦理风险和信任危机等。风险社会的浮现是现代性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是现代化负面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只不过在我国现阶段，由于认知上的缺陷和道德的失范，这种全方位的风险以更极端、更激烈也更让人捉摸不透的形式表现出来。再退一步说，即使这个网络传播的事件存在“罗生门”的可能，那么对于身边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笔

4、者想很多读者大概都有经历。从这个角度讲，在当代中国，对于社会不公，出现集体沉默的现象绝非虚构。集体沉默的背后，是冷漠、麻木，进一步说，是价值观的黑白颠倒，是公共道德的沦落。今年以来，中国社会中发生的种种情事都让人既痛心疾首又困惑不解：从诸多伤害幼儿园儿童的案件到富士康公司职工匪夷所思的连续十五跳，这些都不禁让人发问：在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人民生活日渐迈向丰裕的当代中国，人们的价值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种对社会、对自我的怨恨情绪从何而来？现实情况是纷繁复杂的，不过，理论既然存在，就仍然是对现实进行把握

5、总结的不可替代的认识工具。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价值体系的失序。关于这一点，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就曾经指出，现代社会的转型与建立，不仅需要客观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转变，更需要一种符合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价值秩序的转型——也就是说，一个要实现现代转型的社会，在进行各项体制配套改革的时候如果不照顾到人民群众的情感需求，无视价值秩序的存在，就会迷失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改革的意义也无从谈起。反过来，价值体系的存在与维持也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舆论大环境的净化。二、现代社会的建

6、设和管理要求新的伦理意识相应地，现在网络上网民普遍对负责解释公共风险事件的专家学者们持不信任态度，并贬称他们是“砖家”、“叫兽”，动辄对专家的观点冠以“雷人”等戏谑的评价。这种现象，依据德国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是所谓“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91页。，他以这个术语来揭示：在风险社会中各种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从而酿造成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

7、，尤其是大众对知识、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共识达成，损坏了现代政治体系有效运作的基石，即启蒙时代以来主宰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的专家理性和责任机制，以及它们所赖以成立的形式主义伦理学。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既然新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那么我们观察、认识这个世界所凭借的方法、语汇和信念体系，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所依靠的思考方法，是不是也到了进行一场范式革命的时候了呢？针对启蒙时代伦理学的典型——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体系，德国现象学家舍勒曾经

8、提出过尖锐批判。对于以理性作为民主政治秩序之基础的主张，他将人类的情感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开启了后现代哲学范式的先声。舍勒认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包括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和精神气质（体验结构）的结构转变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6页。。简单地讲，就是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器物”和“制度”的现代化，更要求伦理道德和精神秩序的现代化。在世界上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