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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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95·中国近代乡村史·专题特邀主持人：王先明教授·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王先明摘要：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选择制

2、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关键词：乡绅权力；制度变迁；革命话语；20世纪前期1901年以后，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地方自治、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科举制度的废除，乃至共和政体的出现，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旧制度竞相更易的时代。基于制度层面的各种改制和变革运动，或层层递进，或根本颠覆；甚或有其兴亦遽，其亡亦速者。然而，制度的存废对

3、于乡绅阶层而言，在历史的进程中却并非呈现为同步的演变轨迹，即使在废除科举后以至于清朝专制政体灭亡后的三四十年内，借助于新的制度建构和地方社会资源，乡绅们仍然不断变换身手，影响和制约着地方权力的建构和功能。因此，深入考察特定的社会结构、传统习惯和地方惯例下的乡绅阶层的活动面相，而非仅仅局囿于“制度变迁”的视角，并从不同场域的地方性的生活情景中，抽演和凝练出超越地方性的具有共趋性的历史特征和认知价值，当是本文的努力所在。一、制度变迁中的乡绅阶层乡绅阶层的蜕变构成晚清以来地方社会不靖、民变蜂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致使一向居于“民望之首”的乡绅蜕变为

4、“平民之公敌”①。“劣绅”的称谓成为当时人们对于基层权力恶化情状的一个基本评判，其间更多包含着的是一个“道德”指向的评判，而缺少了对于社会结构和制度演变的深度分析。因为“劣绅”的形成，尤其是当其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时，就显然不是(或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有着“制度”性的原因。收稿日期：2008—1I-19作者简介：王先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①《绅士为平民之公敌》，《河南}1908年；转自张楞、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3

5、年，第30"2页。万方数据·96·王先明：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1901年后的制度变迁呈现出一种连锁性变革④。与乡绅阶层直接相关的制度变迁(影响其社会地位和历史命运的变革)，一是清末新政，二是废除科举。“新政”的推行，未能从根本上消弥清王朝深以为忧的统治危机，反而使地方官绅“借机谋利，把持一切，安置僚属，局所林立”②，终将制度变迁推演为“以新政而害民生”的大势。“新政”使士绅合法地占有乡村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并使之在利益上与乡民直接对立，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时代“官民”对立的基本格局。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走

6、向“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1905年废科举设学堂的制度改革，从根本上决定了士绅阶层的历史命运。“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废封建开阡陌”⑧。它从制度上切断了传统乡绅与国家权力直接联系的管道，改变着乡绅阶层固有的角色和功能，从而引动了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重构。一方面，新学教育为士绅社会地位的重新选择提供了最基本的途径，而且对由身份社会转向职业社会过程的近代开放性流动机制的形成起着一定的催化作用，从而使大量壅滞在乡间的乡绅进一步得以疏导。新学教育从社会结构层面导致乡村权力主体发生明显变化，即占居乡村权力中心地位

7、的传统士绅让位于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绅商或绅学阶层，传统时代作为社区权威的士绅们借助于新学途径开始直接介人公共权力，成为与行政权力体系密切相关的绅董、局绅、团绅等。传统中国乡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动。另一方面，随着那些借助于新学资格能适应社会变化的士绅向城市的流动和新式知识分子在城市的滞留，使得占居乡村权力中心的士绅阶层失去了制度性补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士绅阶层的继替常规，所谓“绅出为官，官退为绅”④的制度连接被迫中断。士绅的社会文化威望开始疏离于乡村权力，致使乡间土豪劣绅一跃而起，填补了权力真空。由此，乡村政权的私利性变得更加

8、赤裸裸，无复有道德之掩饰，“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⑤。乡绅阶层的蜕变当然不仅仅是新制变迁的直接结果，它也是清王朝体制下的地方权力演化的必然走势。需要强调的是，伴随制度变迁而形成的乡绅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