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应制诗之萧条及其文学史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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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晋应制诗之萧条及其文学史意蕴何诗海内容提要晋门阀政治使皇权衰微，并导致代表宫廷文学的应制诗的萧条。这种萧条，显示出最高统治阶层放弃了对文学的领导和干预，东汉后期开始动摇的儒家诗教至此衰落到历史最低谷。东晋文学遂呈现自由发展的多元化格局，文学活动空间也出现重大变化，即摆脱了以宫廷、王室为中心的传统模式，逐步向社会各层面拓展和推进。关键词应制诗皇权门阀政治文学活动空间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上追求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性的风气日益趋盛①。应制诗作为帝王、皇室与臣僚交际的工具②，正是这种风气之下兴起的崭新文学形态，在六朝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然而，东

2、晋一朝，应制诗创作疲茶不振，几近绝迹，与此前曹魏、西晋及此后宋、齐、梁、陈的兴盛局面形成鲜明对照。个中原因及其所蕴含的文学史意义，颇为耐人寻味。应制文学的兴起，至少可追溯到汉代。《东方朔别传))载汉武帝诏柏梁台联句事，尽管其真实性遭后人质疑，然武帝酷爱文学，常以帝王之尊组织文学创作，则殊无异议。班固((两都赋序》载武帝至宣帝时曾大规模号召献赋，不仅语言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臣也“时时间作”，至成帝时“奏御者千有余篇”④，掀起应制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不过其文体主要是赋而非诗。汉末建安时期，文士聚集邺下，“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形成

3、一个为后世艳羡不已的文学集团。曹氏父子不但是这个集团的政治领袖和精神核心，也是文学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文士们“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创作了众多应制诗文，形成了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彬彬之盛⑥。《文选“诗”类立“公宴”目，首录邺下文士曹植、王粲、刘桢、应场的侍从游宴之作，显有目为创体及典范之意。曹氏即祚后，诸帝亦多有好文咏者。三国志》卷二一刘劭传》：“劭尝作(赵+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批准号10&ZD102)和“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0909094)的部分成果。①详参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从魏晋

4、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②严格来说，应帝王命而作方为应制，本文所论，即以这一类作品为主，也包括太子、诸王组织创作的应教、应令诗等。盖太子为皇位法定继承人，诸王藩屏帝室，是皇权的宗法基础，为表述方便，姑且一体视之③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l册，第3页。④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二((明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⑤文心雕龙注卷九时序，第673页。⑥邺下酬唱时期，曹氏虽未称帝，然自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汉朝已名存实亡，曹氏父子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故

5、亦视其酬唱为应制文学。·23·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二期都赋》，明帝美之，诏劭作许都、洛都赋。”明帝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备作文、制诗、度曲之需。高贵乡公曹髦亦好文，尝“幸华林，赐群臣酒，酒酣，上援笔赋诗，群臣以次作。二十四人不能著诗，授罚酒”。曹髦年少即位，受制于强臣，以被弑终，而其热衷文事，可谓不负乃祖。西晋国祚短促，其主不文，然在其前期，即武帝、惠帝即位的三十多年内，依然出现应制诗的兴盛。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文简称逯(《诗》)录有四十多首，其中潘岳关中诗、陆机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应贞《晋武帝

6、华林园集诗))收入《文选。李善注应贞诗：“干宝晋纪日：‘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孙盛((晋阳秋日：‘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晋书))卷九二文苑·应贞传所载相近，称“帝于华林园宴射，贞赋诗最美”⑨。华林园在洛阳城东北隅，魏明帝时名芳林园，齐王芳改称华林园。晋武帝常率群臣于此游宴赋诗，今传者尚有程咸《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诗，苟勖《从武帝华林园宴诗、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等，可见一时吟咏之盛。惠帝为太子，文士多侍从游宴者。陆机有皇太子赐宴诗、元康四年从皇太子祖会东堂诗，陆云有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

7、作此诗》，王赞有《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诗、皇太子会诗，潘尼有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皇太子集应令诗等，亦可见应制酬唱之频繁。东晋一朝，应制诗绝少。文选“公宴诗”中无东晋之作，逯((诗收晋诗二十一卷，东晋应制诗只有刘毅((西池应诏赋诗一首，且仅存残句“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据文心雕龙·时序，东晋十三帝中，惟明帝“雅好文会”，然现存史籍既无其主持文会的记载，亦未见相关作品传世。倒是刘毅赋诗事，见于晋书本传，盖刘裕征卢循凯旋，帝宴于西池，下诏赋诗，遂有毅作，事在安帝兴元二年(403)，距东晋立国已七十多年。此外尚见两条应制文献。一为((晋书》卷七六(王虞传》载

8、虞奏中兴赋上疏，中有“及臣后还京都，陛下见臣白兔，命